元符政争管窺——以蹇序辰出使案爲中心

北宋哲宗親政後,以"紹述"爲國是,恢復神宗法度和打擊"元祐黨人"成爲哲宗親政時期的政治主線。在其親政後期,新黨内部章惇、曾布、蔡卞等宰執又朋黨而立、鬥爭不斷。元符二年(1099)的蹇序辰出使案,本是一件簡單的出使失儀案,卻因宰執間的鬥爭而升級爲詔獄,此案也成爲了宰執間博弈的戰場。"蹇案"中,宋哲宗對屬於新黨的蹇序辰采取相對優容的態度,對宰執間的明爭暗鬥也表現出一種放任的姿態。"蹇案"雖不算哲宗時期的大案,卻也頗能折射出元符時期的政治生態。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北宋提舉常平司監司地位確立考

源自王安石變法的提舉常平司,在熙寧年間主要由轉運司兼領,可謂“分司不分局”。元豐元年,宋廷取消兼領之制,提舉常平官獨立分局治事,官員資序也相應提升。元豐官制改革後,“提舉常平司—户部右曹”系統形成,倉司的監司地位正式確立。元祐時期,新法盡廢,宋廷重新釐定路分監司的考課内容。哲宗親政後,新法恢復,倉司重建。以民事爲主的紹聖監司考課法,繼承了元祐監司考課的改進成果。路分三大監司互申考課和元符監司巡歷制度的定型,使倉司最終固著於路分,成爲既主財利又主民事的監司。     

關於天鳳三年保災令“三公所保”一段文字的解釋

新莽天鳳三年(16)頒佈的保災令,對當時全國各政區災害情況與中央公卿俸祿的對應關係作了規定,是研究新莽政區的重要史料。此前已有不少學者對令文"三公所保"一段文字做過一些校正,但其中仍有可以討論之處。本文結合幾件新出封泥,對這段文字中的"十二卿"作出新的解釋,認爲它們是"六鄉""六州"等十二個地名的誤寫;此外,中央五部之名也可以參考封泥文字,定爲"中部""中部左""中部右""中部前""中部後"。     

晚唐儒士林慎思補論——以《伸蒙子》爲中心

<正>林慎思,福州長樂人,唐懿宗咸通十年進士,官至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死于唐末戰亂,著作流傳後世者有《伸蒙子》、《續孟子》。林慎思是晚唐時期一位重要的儒學思想家,王雲五先生《晉唐政治思想》共論晉唐間十六位人物的政治思想,即辟專章從爲政、用賢、明人性、維持秩序等幾方面對林慎思的政治思想加以詳細介紹1。蕭公權先生則對林慎思思想有極高的評價。蕭先生名作《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能列於目録者整個唐五代時期不過儒家韓愈、柳宗元、林慎思及道家元     

元和七年議與唐德宗至武宗時期的貨幣政策——從韓愈、元稹兩篇文章的繫年問題談起

"錢重物輕"是唐後期的經濟難題,憲宗元和七年(812)議是關於貨幣政策的一次大規模討論。本文從議狀格式着眼,重新探討韓愈、元稹兩篇文章的繫年問題,論證這兩篇文章爲元和七年議之議狀,以豐富對元和七年議的認識,並進而探討元和七年議與唐代貨幣政策的調整,提出元和七年議是唐後期貨幣政策調整中的重要一環,此後三十餘年的貨幣政策,都與元和七年議存在着相當密切的關係。     

《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卷一一“使來往門”譯證

本文依據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刊佈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原版照片對卷一一"使來往門"部分條款内容進行了西夏文録文、對譯、參照2000年版漢譯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對這一部分内容進行了再譯釋,並就其中部分漏譯和誤譯的内容進行了補正,對部分西夏字詞譯釋作注,一方面以期能够在先賢譯釋的基礎上有所補漏,使律令的漢譯本更趨完善;另一方面希望通過文獻的原文録文、對譯、譯文體察不同語言語義在實際應用中的對接轉换,爲我們考釋其他西夏文文獻提供語素方面的素材。     

從“胡亂”小說看古代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李氏朝鮮王朝與明王朝維持着密切友好的宗藩關係,尊行共同的儒家華夷觀念,並在華夷框架下對周邊國家及民族進行了相應定位。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際乃至清朝建立很長時間之後,儒家華夷觀都深深影響着朝鮮對待明朝、清朝的立場,並在相關的"胡亂"小說中有大量體現。本文梳理不同時期"胡亂"小說的創作特點,由此探尋古代朝鮮社會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過程。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     

琱生三器銘文新解

本文對五年琱生簋、五年琱生尊和六年琱生簋的銘文進行重新研究,對銘文所記"土田獄訟之事"的具體性質,以及銘文中不少文句的意義,都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爲:"公僕庸土田多刺"指公僕庸土田的問題受到不少指責、揭舉,主要問題是公(召伯虎之父)對其受賜的僕庸土田上庸的勞動的剥削和僕的役使没有按照規定讓王家分享,琱生就是王家派來處理此事的。銘文中""字,應從李平心之説讀爲"藉","公藉其參,汝則藉其貳"意思是説,如召氏藉取庸所耕之地十分之三田地上的産物,王家就藉取其中(指召氏藉取之田中)十分之二田地上的産物。"其兄,公;其弟,乃"是指每家僕中應役的年長者歸召氏役使,年輕者歸王家役使。"廛"字應讀爲蟬聯之"蟬",五年琱生簋銘中召伯虎所説的"蟬我考我母命"意思是説,在對"公僕庸土田"的處理上,他遵循他父母的決定;六年琱生簋的"蟬命"是説仍遵本來的王命。文中其他新見從略。銘文反映了召氏"公僕庸土田多刺"一案的始末,對於我們瞭解西周時代統治階級對僕庸土田的具體剥削方式是有很大價值的。     

豐潤曹邦入旗考

曹邦是豐潤曹氏最早入旗者之一,《浭陽曹氏族譜》記其"於崇禎二年,以各地荒亂,遂赴遼東避兵,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薦,隨本朝大兵出口……"。先前學界有稱該族人是曹雪芹的高祖振彥,但亦有對此說質疑者。經爬梳相關史料後,發現曹邦或是在正白旗旗鼓牛彔章京曹士蛟的協助下於"己巳之變"中降金,而兩人或有遠房堂兄弟之關係。又,文中亦析探此一研究結果對曹雪芹祖籍豐潤說所產生的衝擊。     

从浅攻到蚕食:论章楶的军事构想与实施

章楶,建州蒲城(今福建蒲城)人,北宋哲宗时历任环庆路、泾原路安抚使,主持西北军务,颇有战功,为"一时良将"。哲宗朝是北宋对西夏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战略转变时期,在元祐年间,章楶的防御战略抵御了西夏来犯,而绍圣、元符年间,他的进攻战略使得北宋军队大举反攻,拓边西北。本文对章楶在不同时期所陈军事战略以及具体实施进行探讨。     

古寫本《後漢書·陸康傳》校讀二則

日藏平安時期寫本《後漢書》存《賈琮傳》部分文字以及《陸康傳》全文,存尾題"後漢書列傳第廿一"(參《古簡集影》第一輯,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影印,1924年,頁6—16)。該寫卷爲李賢注本,避諱謹嚴,凡遇"世"(五次)、     

李約瑟視野中的印度科學

李約瑟在其力著《中國科技史》一書中,以其聰明才智展現出文明古國——中國的基本特點和成就。同時他對于文化之間思想和實踐傳播現象所做的思考也是頗有見地的。他對中—印在天文學、數學、煉金術和其他科學領域的交流研究尤其引人注目。雖然李約瑟對印度科學的了解基本是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來進行,但是他對印度科學的看法還是令人耳目一新,由于他對古代印度科學的某些方面有獨到見解,他的著作對印度科學史學者非常有價值。事實上,李約瑟嚴謹的系列著述,以其豐厚的學術内涵,已成為印度科學史學者的靈感源泉。     

辨所谓"淳化令式"

<玉海>卷66<诏令·律令下>淳化编敕条引司马光<稽古录>日:"淳化五年八月初行淳化编敕,太宗以开元二十六(劲案:"六"当作"五")年所定<令>、<式>修为淳化令式."仁井田陞先生<唐令拾遗>序说第一<唐令的史的研究>四<唐后令>,据此并<玉海>前文及<直斋书录解题>述淳化中校勘唐代<令>、<式>之事,以之为宋修<令>、<式>之始,目之为<淳化令>及<淳化式>.     

“飲中八仙”之聚散與天寶文學走向

"飲中八仙"是天寶初期形成的文人羣體,嗜酒、狂放、風神、才藝等共同特徵,是該羣體得以形成的關鍵因素。其存在時間從天寶元年秋末到天寶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個月。"飲中八仙"中,除了李適之確實與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鋒外,目前尚無證據表明賀知章、李璡、李白、崔宗之等人參與了李適之與李林甫的鬥爭。但是,"飲中八仙"的交往,使他們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終被迫解體。"飲中八仙"的解體,對天寶文學的發展走向産生了深刻影響,具體表現爲三個方面:一,開元以來統治集團的尚文傳統在天寶時期逐漸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發生了變化,天寶時期普通文人與執政的宰輔大臣之間相當疏離,他們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數量衆多的文學羣落。三,天寶文學的内容和題材與此前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苏过监太原酒税期间的交游与创作

正苏过(1072—1123),字叔党,号斜川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市)人。苏轼第三子,以诗赋知名于当时,时人称为"小坡"。曾中两浙路解元,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应礼部试,未第。其后随父前往多个贬所。元符三年(1100年),苏过随父北归。苏轼卒,葬于河南郏县,苏过在此居丧三年后,依叔父苏辙闲居颍昌(今河南许昌),整理父亲遗作,编定《东坡后集》。又营湖阴地     

明代散階制度形成初論

本文對明代散階制的起源、發展、演變和改造作了系統論述。至正十五年渡江前後,朱元璋軍事集團沿襲元朝散階制度首先實行武散階,隨着軍事行動的發展,消滅近鄰勁敵陳漢政權以後,在對陣亡將領和地方官吏的封贈行爲中逐漸出現了勳官和文散階。明朝建國後,從洪武元年開始對以元制爲基礎的勳階制度進行調整、改造和完善,到洪武二十五年頒定品官勳階祿制,確立了以品爲本位,統領官、階、勳、祿五位一體的官制體系,明朝散階制度也最終定制。     

历史上常有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正公元1085年和1102年,是宋神宗"元丰八年"和宋徽宗"崇宁元年",前后不到20年时间,却是北宋政治上最混乱、最堕落和最富于戏剧性的时期。这20年间,经历3位皇帝、两位太后,改元6个年号,分属6个针锋相对的"政治时期":"元丰时期"、"元祐时期"、"绍圣时期"、"元符时期"、"建中靖国时期"、"崇宁时期";"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国政治戏剧,在这20年间翻烙饼式地来回上演。按照历史典籍的叙述习惯,改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的背景及其政治和文化意涵

王安石在宋英宗朝一直閑居江寧,不肯回朝復職,因爲他和當政的首相韓琦有很深的矛盾。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後,北宋朝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神宗很早就對王安石具有深刻的印象,希望將他召回委以重任;另一方面,神宗對長期專政的韓琦産生不滿,希望收回下放已久的權柄。次相曾公亮爲了排擠韓琦,力主再次召用王安石,並與參知政事吴奎産生齟齬,這些矛盾最終在治平四年閏三月的一場御前辯論上集中爆發。嗣後,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這是具有濃厚的政治象徵和文化隱喻意味的任命,在政治上象徵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開端,在文化上隱喻王安石"以道進退"與"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