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幕藩体制的矛盾与困境——以赤穗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1703年,日本江户发生了赤穗藩浪人刺杀幕府高官以为主君报仇的事件。围绕如何处置46名浪人,幕府、儒者、民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幕府欲"以法治国",最终严惩了复仇者;儒者间掀起了旷日持久的礼法之争,对浪人复仇行为是否有罪呈对立态势;三百年来常演不衰的《忠臣藏》更成为日本民间崇尚忠义的情感象征。观念冲突背后反映出了日本近世幕藩体制下,集权与分权、家制度与国家权力、儒家伦理与法律的矛盾。幕府最终决定运用公权力以法之名严惩浪人的逻辑暗示出日本社会演变的可能趋势,其中蕴含的机理凸显近代转型的契机。     

日本七夕青竹“笹”考

文献记载的中国七夕早在日本奈良时代传至日本,作为宫廷的惯例,以"展示丝织品和诗宴"的形式直到平安时代。中国民间传承的七夕竹竿晾衣曝晒与愿丝乞巧,在日本庶民文化渐起的室町时代骤然以"竹竿悬挂五色绢丝乞巧"的形式大量出现,至江户时代青竹"笹"代替竹竿进入七夕,五色绢丝换成五色"短册",并参与"七夕送"的活动,是庶民文化的重大转折。日本的"七夕祭"因为神道和佛教因素的渗入,从而真正具备了"祭祀"的意义。而完成宫廷乞巧风雅向民间祭祀转变的标志,就是青竹"笹"代替竹竿悬挂五色"短册"的出现。"笹"是日本既尊重传统又迎合时代变化的七夕文化标志,它保留了来自中国七夕文化的主体"竹",也结合了本土文化"青竹",承载着日本七夕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寄托着日本人对生活的无限美好愿望与期盼。     

纐纈厚《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评介

<正>2017年7月,纐纈厚著,顾令仪译的《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纐纈厚是日本总体战和政军关系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本书是作者20多年田中义一研究的集大成,利用陆军、海军、官僚、政党、宫中等史料,对"总体战国家构想的起源"和"军队现代化的必要性""扩军目标的实现"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日本的西伯利亚出兵"以及"政党与军部的政治动向"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作者通过解读当时各方势力之间不同的立场与     

狭小日本无生计 隔海彼岸是中国

一、狭小日本无生计,隔海彼岸是中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推行"四民平等"政策,原来作为特权阶层而存在的武士消失,这些失去特权的旧日的武士,成为"浪人"。一些不甘寂寞的"浪人",从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中看到了机会。1881年2月,出生于破落武士家庭的头山满,联合几个小团体,在九州福冈成立了玄洋社。     

《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翻译出版

正笹川裕史、奥村哲著,林敏、刘世龙、徐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21.1万字,45元在日本学术界,既往的抗战史研究大多集中在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人力、物力方面的直接损失,而忽略了民众层面的社会变迁。本书作者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大量档案资料,民众陈情书、诉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详尽描绘了普通民众在战时重负下的苦难及其因应,勾勒出战时大后方基层社会的混乱及变化,揭示了战争环境下国家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了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     

三十年代日本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

在30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军部下层(皇道派)和民间急进法西斯主义势力极为活跃。他们始终主张以暴力手段实现法西斯化。为此,大肆进行蛊惑宣传,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和发动武装政变,这些活动可统称之为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兴起于20年代,并于1931年至1936年间达到高潮。它猛烈地冲击着政党政治和元老、重臣、财阀势力,为军部上层(统制派)以稳健、合法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建立军部法西斯专政扫清了道路,有力地推进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原     

日本陆军与"蒙疆联合委员会"

“蒙疆联合委员会”是日本侵华期间,由日本军方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唯一建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伪政权。但是,该政权并不是一个蒙古族的政权。日本军方利用德王的“大蒙古主义”及其所领导的“蒙古自治运动”,号称是帮助其实现“蒙古建国”,实际上是为了肢解中国,建立对苏作战基地。由此,德王的“蒙古建国”计划与日军的建立“蒙疆特殊地带”方针发生矛盾。“蒙疆联合委员会”就是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是德王服从了日军。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新四军重建军部日期考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了新四军军部。但是,新四军重建军部到底在那一天?在党史界,在一些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有以下三种说法: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五日;一月二十八日。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对呢?经查阅有关报刊史料,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是对的。现简述如下: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