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窑瓷器之研究

宋官窑有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分,而南宋窑又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之别。这种划分法是根据南宋·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与叶寘的《坦斋笔衡》的记载而沿用至今的,两书记载略同,但均佚。现将《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所转引的《坦斋笔     

北宋官窑与“京师”及“惟用汝器”——北宋官窑研究序说

有关北宋官窑的研究,目前最为紧要的课题是证明北宋官窑的所在地。对此,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北宋官窑位于北宋时期的京都汴京,这种说法从北宋官窑研究初期开始就成为了主流;另一种说法则否定了北宋官窑在汴京的说法,指出北宋官窑在当时的汝州。其中,第二种观点的核心依据是《坦斋笔衡》中提及的"京师"与《老学庵笔记》中的"惟用汝器"的解释。作者在本文中对持有第二种观点的依据进行仔细分析,从理论上看,这一观点并不符合逻辑。因此,作者仍然支持北宋官窑位于汴京的观点。     

南宋官窑新探

我国陶瓷业的发展,到了末代已达争奇斗艳,登峰造极的时代。在“贡瓷”生产的基础上,专为皇室烧瓷的官窑开始设置,南宋官窑则是杰出代表。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南宋已见,但后世传抄并臆加的不少,以致自相矛盾,使人模糊不清,颇多疑惑。迄今,对南宋官窑的研究,各家观点不一,莫衷一是。如实揭示南宋官窑,已成为当今陶瓷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研究课题。兹以古文献的记载,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对南宋官窑进行新的探讨。 一 南宋官窑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南宋叶真的《坦斋笔衡》或顾文荐的《负喧杂录》,这两部书都已佚,其文字分别见于元人笔记《辍耕录》和《说郛》引文中,两书文字基本相同。叶寘和顾文荐为当时民间文人,生卒年月已无从考稽。现据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引《坦斋笔衡》如下:“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地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部分传世哥窑是北宋官窑(下)

上篇通过部分传世哥窑诸多特点,论证为北宋官窑。哥窑名称最早记载于元末《至正直记》,这之前一直称其为宋官窑。传世哥窑不会是北宋官窑的唯一产品,极大可能是北宋官窑制作过程中存在有不开片、大开片和小开片等多种官釉(小开片被后人称为哥窑)。如果我们能找到北宋大开片官釉(现代称官窑),进行相互印证,就能进一步确认北宋官窑的存在和特征。     

关于北宋官窑若干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北宋官窑的文献记载 宋代文献中涉及北宋官窑的史料只有两笔,其一是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中所收宋叶寘《坦斋笔衡》,另一是同为陶宗仪撰《说郛》中所收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两书所载略同,但有小异。据《南村辍耕录》①卷二十九引《坦斋笔衡》＂窑器＂条云：     

试论唐英与烧造瓷器章程的制定

唐英自清雍正六年奉命赴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乾隆初年被任命为官窑的督窑官,直至乾隆二十一年离任,先后榷陶20余年。期间他对官窑的管理进行了两次重要改革,规范了次色瓷器的管理,改变了官窑经费的取向,为制定《奏为议定烧造瓷器章程》奠定了基础。     

宋代官窑续论

宋代官窑是中国古代青瓷发展史的巅峰,然因文献记载不全以及出土资料匮乏,所以其真实面貌至今模糊不清,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宽阔的想像和研究的空间。作者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宋代官窑的研究,本文乃十年前发表的《宋代官窑探索》的续篇,以新的出土资料结合古籍记载,对宋代州府一级的官窑和朝廷掌控的官窑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独到的新见解。     

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及其艺术成就

中国古陶瓷生产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官窑专门生产御用品和贡品,民窑生产民用品。从陶瓷发展史上看,五代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就曾命令越窑烧造庶民不得使用的御品,这种瓷器当时称为“秘色”瓷。但严格区分官窑和民窑始于宋代。《饮流斋说瓷》曰:“自宋以来有官窑、民窑之分,官窑由官监制,以进上方,备赏赍也。民窑又名客货,民间所通用者。”至元代对窑业一     

重新认识官窑——关于官窑概念的探讨

官窑在中国古代陶瓷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历代学人研究探讨的中心议题之一。《中国陶瓷史》在总结两宋官窑的特性是“为两宋宫廷所垄断,烧瓷全部供宫廷传用,失去商品瓷的性质”。据此进而得出官窑“就是官办的专门生产非商品性官用瓷器的窑场”的概念。这个概念多年来一直是做为讨论官窑问题的基础,既便是在古陶瓷研究中遇到不     

纹犹鳝血裂冰肤 珍品赵宋官窑瓷

淡青、粉青、月白,宋官窑莹润温雅的釉色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那段遥远的历史。南宋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曾这样赞誉宋官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短短16个字,却道出了其中的优雅与尊贵。宋官窑,本为宋代朝廷专设的窑场,但翻开历史文件,对宋官窑的记载却廖若晨星,它如误落尘世的佳人,再难寻觅倩影。     

“南宋官窑”杂论

1989年第6期《东南文化》浙江文化专辑载有关于“南宋官窑”的论述多篇,各文引用的文献材料大致相同,但在阐释上各有各的论点,百家争鸣颇有新的突破.关于南宋官窑因其声誉较高,对它的研究,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兹就“南宋官窑”有关问题,谈几点看法.     

“澄泥为范”说汝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和发掘,可谓中国陶瓷考古学史上一件大事。现在,即便掌握了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谓的"北宋官窑"仍是未解之谜,但是对于重新讨论,则是个很好的时机。作者将关注点置于清凉寺汝窑出土品中的陶范。它们制作极为精致,马上令人联想起关于南宋官窑"澄泥为范"的著名描述。作者认为,南宋官窑"澄泥为范"的目的不单是实现产品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满足朝廷制定的规格——"样"(官窑)。"澄泥为范"应该作为考量官窑的一项重要指标。若看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陶范,以碗、盘等器种的外模为代表,泥料极为致密,表面相当光滑,做工精细,生动诠释着"澄泥为范"的含义。实际上,南宋官窑的"澄泥为范"在北宋末期已经现身于汝窑,也就是说从汝窑开始到之后的官窑,构成了一个"澄泥为范"的谱系。汝窑窑址的发掘说明了当时生产不仅有陶范成型,还存在素烧成型、制品单一、满釉支烧、次品瘞埋(次品集中处理)等,都体现后世官窑的主要特征。《负暄杂录》、《坦斋笔衡》所记的北宋"官窑"仍是未解之谜,目前也无法结论,暂先不说北宋官窑的问题,重要的是,单看以上分析,汝窑实质上已经具足了作为官窑的条件。目前,虽无法断言汝窑的性质,但从本文所选的"澄泥为范"这一视角来看,至少可以确信,汝窑是宋代官窑青瓷谱系中应该靠前定位的一处重要窑场,真正意义上的宋代官窑青瓷发端于汝窑。     

科技研究为官哥等窑的时空定位提供新思路

本工作结合古代文献和现代科学方法,讨论和研究了宋室南迁后建立的老虎洞窑和《坦斋笔衡》中所提到的内窑、修内司官窑之间的关系;老虎洞窑对汝窑及郊坛下窑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越窑、龙泉窑和南宋官窑所烧制青釉瓷在技术上的相互影响以及老虎洞窑宋元两个地层所出土的瓷片与南宋官窑瓷和传世哥窑瓷的时空定位。     

《浮梁县志》与景德镇陶瓷烧造制度的研究

《浮梁县志》中保存了大量的陶瓷文献,对研究景德镇陶瓷烧造制度有所裨益。本文以《浮梁县志》为载体,研究御器厂匠役制度及景德镇官窑制度变化,进而阐述景德镇陶瓷烧造制度的变迁。     

较雨量晴“中和堂”——再论康熙“中和堂”款瓷器的民窑性质

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究竟是否系官窑为圆明园特制?笔者依据几块瓷片提供的信息(图1、图2),通过格物、稽古、证史,于2010年起相继发表了《鉴藏界一桩民窑误为官窑的百年积案—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藏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考辨》《“中和堂”及“漱玉亭”诸事考——兼与迈克尔·巴特勒爵士并张东先生交流》《瞻公为康熙民窑“中和堂制”品牌创始人之确证—顺就“中和堂瞻公制”款识说“瞻公窑”》。     

宋官窑论稿

宋代官窑问题,是陶瓷考古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近年由于郊坛官窑的发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更加关注,对郊坛官窑的产品特色及装烧工艺也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但是在有关文献的研究方面还有些明显的错误相因不改,例如:把绍兴十三年烧造郊祀大礼所用陶瓷祭器的活动做为郊坛官窑出现的证据,其实这些陶瓷器是平江府制造的,与郊坛官窑没有关系;在引用叶寘《坦斋笔衡》的时候往往把“中兴渡江”四字所指的年代误为建炎元年,其实高宗为金兵所逐渡江南逃的事发生在建炎三年。在引用史料方面出现的疏漏,势必影响到结论的正确性,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撰成此稿,望得到同行师友的指正。     

清顺治青花瓷器

顺治一朝历时十八年(1644至1661年),由于新政权是在明末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动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必,政局尚未完全安定下来,要想全面恢复御窑厂的大规模生产,尚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所以制瓷中心景德镇一度处于瓷业生产的萧条状态,产量很少。清人叶梦珠《阅世编》记载:“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磁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景德镇仍旧沿袭明末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有命则供,无命则止。”官窑生产时停时产,所以传世的官窑瓷器不多见,而民窑则开始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现今流传的顺治瓷器中,民窑远多于官窑。据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顺治建     

赵心和他的收藏世界

中国企业界投资收藏极富成就者之一。2009年收藏重心转向古代宫廷书画与清代官窑瓷器、文玩杂项。尤其从海外高额竞拍入藏《石渠宝笈》著录过的宫廷书画引人瞩目。     

同李辉柄先生商榷 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上)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也是学者在研究课题时经常采用的治学方法之一。然而,读《宋代官窑瓷器》后让人感到,李辉柄先生对“汝窑即汴京官窑”的假设,大胆方面过了头离了谱,而求证方面则显得十分草率。因此,对宋代官窑瓷器所作的结论,让人觉得费解。请看其文章最末部分的结语:     

略谈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宋代官窑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以及考古发掘的局限性,致使在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何为北宋官窑,北宋朝廷是否在都城汴京设置过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就是汝窑,河南汝州张公巷窑是否是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称谓是否准确,南宋官窑是否只有郊坛下官窑一处,何为文献上所说的内窑,老虎洞窑是修内司官窑还是文献上所说的续窑,等等。本文在对专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进行疏理的基础上,指出对宋代官窑瓷器的研究离不开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考古发掘资料,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才能最终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