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近代云南历史发展的一组人物关系（上）

在研究云南近代地方历史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这就是若干头面人物之间的关系,对近代云南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例举蔡锷与李根源、蔡锷与朱德、李根源与朱德、蔡锷与唐继尧、唐继尧与龙云、朱德与龙云、龙云与卢汉之关系,依次阐述这一问题,以为历史之借鉴。     

护国运动中的革命派与投机派

《文史天地》今年第一期《蔡锷与唐继尧谁是护国运动首功》一文,认为护国运动的首功是唐继尧而非蔡锷。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中的云南“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非仅指护国战争),蔡锷的功劳都在唐继尧之上。蔡锷一直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的革命派,而唐继尧不过是投革命之机而成长起来的地方军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护国运动中的革命派与投机派

《文史天地》今年第一期《蔡锷与唐继尧谁是护国运动首功》一文，认为护国运动的首功是唐继尧而非蔡锷。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中的云南“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非仅指护国战争），蔡锷的功劳都在唐继尧之上。蔡锷一直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的革命派，而唐继尧不过是投革命之机而成长起来的地方军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成为临时大总统。其目的并不在维护共和，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革命力量，自己像封建皇帝那样独裁专制。１９１２年底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占压倒优势，袁世凯就在１９１３年３月国…     

护国讨袁,贵州人是急先锋

正1915年12月,王伯群与蔡锷、戴戡同船从天津回到云南,即代表贵州出席了蔡锷、唐继尧召开的决定云南起义的第四、五两次军事会议,并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12月23日,按照天津会议的决议,以云贵两省军政领导人名义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电,敦促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民国。署名的有蔡锷、唐继尧、王伯群、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签名由王伯群代写。当时,对于袁世凯称帝,刘显世的态     

川滇黔军阀争夺四川的片断回忆

袁世凯当了83天的皇帝下台后,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蔡锷反袁有功,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哈督军兼巡按使。蔡锷就位不久,托病辞职,推荐罗佩金为督军,戴勘为巡按使兼会办。罗、戴任职后,刘存厚以武力反对罗、戴,致使罗佩金被撤职下台,戴戡被截击在去黔途中自戕。后来,王文华又率领黔军打败刘存厚占领重庆。以上事实,反映了川滇黔军阀之间争夺四川的剧烈,也反映了进步党和国民党权利之争。蔡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攻打四川北洋军阀,并无统治四川之意。罗佩金是蔡锷的参谋长、国民党人、云南军阀之一,与唐继尧甚为密切,他参加反袁…     

蔡锷与唐继尧谁是护国运动首功

唐继尧在护国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现今出版的有关图书,一般都认为发动护国运动的功臣,当首推蔡锷。因此,几乎毫无例外地得出一个大体相同的结论“护国运动”是蔡锷来滇之后发动的,功劳应归于蔡锷。笔者通过阅读有关的历史书籍和资料后认为,蔡锷来滇之后发动了护国战争（运动）这一提法,与事实有出入,是不客观的,至少是不够准确的。要系统、完整地了解护国战争,不得不提到一个在这次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人物———唐继尧。让我们透过近代中国滚滚的历史烟云,公正、客观地审视一下唐继尧在护国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还历史本来…     

云南靖国军军用银行及其兑换券

民国四年(1915年),袁吐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阴谋复辟称帝,改次年为洪宪元年。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的前云南都督蔡锷,潜赴云南昆明,与唐继尧、李烈钧等于1915年12月25日在云南联名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出兵贵州、四川和两广。     

护国战争,黔军一马当先

正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由于云南护国军早期准备充分,士气旺盛,开战后连连告捷,但至1916年2月,前线主力在泸州纳溪战场遭到袁世凯优势兵力的顽强抵抗,战事进入僵持状态。最初护国军分为三个军:第一军军长蔡锷,第二军军长李烈钧,第三军军长唐继尧。护国军分左右两翼出发,蔡部入川,兼图两湖,李部入桂,图粤、赣、闽等地。贵州宣布独立,云南有了联盟,蔡锷     

袁世凯为何在湘西节节败退

正1915年12月,在经过"推戴""劝进"等一番鼓噪之后,袁世凯终于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昆明发表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正式点燃了护国反袁的战火,随即组建了讨袁护国军,兵分三路向袁军发起进攻,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挺进四川,李烈钧率护国第二军出师广西,唐继尧的护国第三军进     

逆流而行：扬度与君主立宪思想

1915年12月23日,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之前以唐继尧等的名义给袁世凯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要求惩办十三个“帝制祸首”, 即所谓的“十三太保”,除“筹安六君子”外,还有“七凶”(即朱启(?)、段芝贵、周自齐、梁(?)诒、     

护国时期的唐继尧与孙中山、梁启超

发生在1915到1916年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行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称之为“第三次革命”。护国运动摧毁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维护了共和民国,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应予肯定。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梁启超、蔡锷等人的积极策划密不可分,但是首先发动护国起义、宣布脱离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却是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如果没有唐继尧的参与和支持,护国战争是很难迅速发动起来的,因此,唐继尧对护国战争可谓举足轻重,功不可没。     

共和英杰蔡松坡

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生于1882年12月17日,逝于1916年11月8日。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探求挽救国家危亡的道路而自强不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而斗争;当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在云南与唐继尧、李烈均等共举义旗,护国讨袁,粉碎了袁世凯的复辟迷梦,从而以著名的民主主义者,杰出的共和派军事家载入史册。     

周西成与贵州近代化建设

1912年1月27日,云南军阀唐继尧在都督蔡锷指使下,应贵州兴义系军阀刘显世等人之约请,出兵贵阳,颠覆了大汉贵州军政府,贵州军阀统治从此肇端。直到1935年4月17日,蒋介石国民政府派中央军入进贵州,围剿中央工农红军,乘势逼迫桐梓系军阀王家烈辞去省政府委员会主席职务,任命吴忠信为主席,贵州军阀统治结束,历时23年时间。其中以1926年1月西周成任省长为界限,前13年是唐继尧、刘显世、龙建章、任可澄、唐继虞等人,以都督、护军使、巡按使、督军、省长的职务统治贵州,是云南军阀与贵州兴义系军阀相互勾结联合统治时期。后近10年是桐梓系军阀周西…     

父亲卢汉是最后一代“云南王”

正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相比于龙云的活跃,卢汉一生谨慎而低调。早期的卢汉似乎也乐于在龙云的光环下默默帮他征战南北、打理天下。而在龙云被驱逐出云南之后,卢汉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成功地谋划了起义事件,投奔了新政权。以下是卢汉唯一的女儿卢国梅对父亲跌宕起伏传奇人生的回忆——     

云南陆军讲武堂:战火中的百年军校

军校者,将帅之摇篮。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有一所军校跨越了晚清和民国,它曾是中国近代三大军校之一。这里的师生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留下过浓墨重彩的壮美篇章。这里走出过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著名的"护国三杰"—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新中国的两位元帅朱德和叶剑英,也是在这里接受的早期军事教育。这所著名的军校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     

从蔡锷到唐继尧 乱世里的两种路线

蔡锷和唐继尧在当留日士官生时是师兄弟,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在云南执政期间是上下级,在护国运动中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个出征,一个留守,但到那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已经出现了深深的分歧。论当官,论敛财,论心计,蔡不如唐;论做人,论晚节,论才华,唐不如蔡     

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

唐继尧宣布护法,是真还是假?他对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是拥护还是反对?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唐继尧,了解西南军阀与护法运动的真实关系,也有助于认识孙中山在护法过程中所进行的顽强不屈而又复杂曲折的斗争。     

国民革命第十六军建党的前后情况

为明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的来历,须说明一下这个部队的简明历史。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之后,袁世凯乘机窃取了国家大权,初任总统,继则阴谋称帝。云南省在辛亥革命前辈蔡锷的倡导下,发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役,出兵四川,战败袁军,推翻袁的帝制,恢复民国体制。这支入川部队的领导者之一顾品珍,于结束讨袁战争之后,率部回滇驱逐云南省督军唐继尧,取而自代。     

先革命后礼佛的辛亥老人陈裕时

陈裕时(1877-1940),原名陈裕大,字元伯,皈依佛门后, 法号元白,湖北宜昌三斗坪人。陈在汉阳兵工厂工防营当兵时, 被送到湖北武备学堂读书,因读《鉴略》颖悟过人,受到张之洞的重视,被送往日本深造。1903年8月,26岁的陈裕时到达东京, 进入振武陆军士官学堂学习,因在校阅读、宣传革命书刊被开除学籍,继而转学法政。后结识孙中山与黄兴,与同为宜昌人的黄恺元、高冈、全敬存、陈吉甫、杨征祥等一道入同盟会。32岁回国, 与蔡锷、赵恒惕、唐继尧去广西,担任龙州讲武堂监督兼龙州新军邑龙统带一职。     

逆流而行：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

1915年12月23日,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之前以唐继尧等的名义给袁世凯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要求惩办十三个“帝制祸首”,即所谓的“十三太保”,除“筹安六君子”外,还有“七凶”（即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西南独立各省直到推倒帝制以后也坚持起码要惩办这几个人,但在1916年7月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发表的通缉文告上,十三个人只剩下了五人,添上另外的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