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题中仍不乏剩义。本文主要考察党锢的缘起及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党人集团的失败绝非偶然,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总结。其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其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其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     

漫话东汉“党锢之祸”

正东汉桓、灵帝时,许多士大夫、太学生由于评议朝政,被专权的宦官集团划为"党人",遭到了残酷打击与迫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这个事件发生在桓、灵二帝时期,时间跨度约十年,前后共两起三波。要说祸事的起因,还得从当时政治局势说起。自汉和帝起,东汉的朝政主要由外戚、宦官把持,两股势力犬牙交错,轮番专权。汉桓帝初期,朝政由外戚梁冀掌握,延熹二年(159年)梁氏被宦官单超等诛灭,政权落入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外戚宦官与“党锢”

刘秀在农民战争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其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是西汉王朝地主政权的继续发展。东漠政权的存在,共一百九十六年,在这将近二百年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除了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无数次反抗暴动以外,而统治阶级内部却拼命的闹着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就是当时的外戚宦官的专权与所谓「党锢之祸」。在东汉一代的政治舞台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有三种人物在活跃着,即儒生、宦官、外戚,这三种人物:按其阶级属性来说,都是属于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按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来说,他是作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出现的。先说儒生,儒生大部份是出身于官僚、商人、地主,他们能够参与政治活动,是从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开始的,刘秀本人就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他自始就热中与对地主阶级的勾结,在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他不但保留了从西汉新莽以来的旧的官僚、商人、地     

党锢震撼洛阳城（下）

党锢震撼洛阳城（下）朱广贤第二次党锢比前一次更为残酷。永康元年（１６７）十二月,桓帝驾崩,１２岁的灵帝继位,窦太后听政,其父窦武辅佐。窦武为人严谨,广交名士,不受礼赂,生活节俭,素有剪除宦官专权之意。太傅陈蕃亦有此心。二人认为这正是清除宦官势力的大好...     

考郭泰墓碑 赏傅山书法——记《郭有道碑》

郭泰(128—169),字林宗,人称有道先生,山西介休人,东汉末年全国著名的太学生领袖。幼年丧父,出身寒微,曾求学于成皋屈伯彦门下,博通经史,善于谈论,才华出众,且有着高尚品德,广接寒士,奖进人才,从不计较门第和学历,还乐于帮助后进,奖训士类,以德行引导后学,使之成才。《后汉书·党锢列传》称:像这样“以德行引人”的名士,当时全国共有八人,谓之“八顾”,而郭泰位居“八顾”之首。东汉末年,面对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一生游学州郡、鄙视富贵利禄、不求仕进的郭泰,作为名扬全国的太学生领袖,毅然同宦官集团展开了争锋相对的…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汉末士人政治品格转向的递进轨迹

东汉后期,士大夫在同宦官、外戚等腐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其政治人格也逐渐发生转向。士大夫强烈的王朝意识换来的却是残酷的回报,两次党禁,尤其是第二次党禁,死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多达六七百人。忠而见疑、忠而被弃是对士人心理的极大戕害。党锢之祸对士人最根本的打击就在于粗暴地挤压了士人精神的及现实的生存空间,所以对士人造成精神分裂式的影响。     

儒道互补的东汉文化精神——以荀悦家族为例

东汉的文化精神,总体来说是先儒家后道家两种精神共同构成的。在东汉中前期,主要流行的是儒家传统精神,到了东汉后期,以党锢为标志,儒家精神遭到强烈冲击,社会接受了道家多元化的精神,但这两种精神又不是截然划分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东汉的文化精神,荀悦家族就是典型的代表。     

太监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太监”和“宦官”在清朝以前不是相同的概念。宦官早在商朝就有,不过那时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宦官“悉用庵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太监”一词,辽代才出现。明代,太监和宦官才发生联系。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高级宦官;充任太监的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到了清朝,太监才成为宦官的同义语。     

浅析赤壁之战的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发生前,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官僚士大夫与外戚宦官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东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腐朽、衰败,最后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地方豪强、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为赤壁之战创造出一幕一幕鲜活的背景。     

两个源于蔡伦造纸的地名

陕西洋县境内有一古老的乡镇名叫龙亭铺(今洋县龙亭镇).龙亭铺这一地名源于东汉造纸术的改进者蔡伦. 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人.年少家贫,然貌美,后被选入宫中做了宦官.根据蔡伦后人的传说,蔡伦是在18岁以后,由京城到桂阳管理调运采冶铸铁的官员推荐,才进皇宫做了宦官.这一年,是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     

东汉颖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

东汉颖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黄宛峰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震撼朝野,几乎牵动着所有士人的心。而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中,颖川、汝南、南阳三郡士人最为引人注目。作为党人大规模活动前奏的清议始于此地亦盛于此地,党人著名领袖出自该地,...     

明代皇权与宦官关系论略

明代皇权与宦官关系论略李渡宦官作为历史上一种畸形政治势力而言,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与高度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形态相结合的产物。所谓“阉宦之祸”在中国封建社会迭出不穷,其中尤以东汉、唐、明三代为烈。黄宗羲论之曰：“奄宦之涡,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     

东汉奏议的特征

东汉是中国古代继秦朝和西汉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颇多政策形制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在这里以奏议为例加以分析。东汉光武帝时期群臣的奏议主要围绕着如何消灭割据势力,安邦治国而展开。汉明帝、汉章帝时期的奏议可以看出国家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重视农业生产,并且经营西域加强对外关系。汉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时期,奏议颇多和外戚宦官专权有关。最后,汉少帝、汉献帝时期的奏议大多与外戚和宦官专权以及地方州牧拥兵自重,争夺国家权利等方面有关。     

对曹操宗族墓砖铭的一点看法

读《文物》1978年第8期刊出的《亳县曹操宗族墓葬》和田昌五同志的《读曹操宗族墓砖刻辞》两文,得到了很大启示。但田文的一些释读,也还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现把我对砖铭的一点看法写出来,请同志们教正。东汉的宦官、外戚、名士官僚,不断地拉帮结派,相互攻击残杀,而以宦官势胜。桓帝时,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狼虎,噬食小民",弄得民不聊生。曹操     

东汉名士——郭泰

正郭泰(128—169),字林宗,人称有道先生,东汉末期界休县(今介休市郭家村)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相依度日。聪明过人,勤奋好学,饱读经典。成年后游学各地,广交鸿儒,成为一代著名学者。是东汉末桓、灵二帝时士人与宦官斗争中士人的著名代表和太学生主要领袖之一,还以不愿就官府征召而著称于世。郭泰从小家境贫贱,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惨淡。长大成人后,母亲想让他去县衙中谋个差事,以改     

东汉士人群体自觉意识形成原因考察

中国古代士人的群体自觉意识,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全面兴起于东汉中后期。其兴起之原因,一是土地私有化的完成,地主庄园经济的出现,尤其是东汉士人对劳动态度的改变,使士人生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使其在经济上有了独立性,为其人格独立打下了物质基础;二是东汉统治者对士人尤其是对归隐士人的相对宽容,为士人自觉意识的培养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三是士人队伍的扩大,尤其是中央官学规模的扩大和校舍的扩充,为士人个体自觉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提供了中心场所;四是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专权,又为士人群体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张扬提供了外部条件。     

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

东汉末年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结党谤政．对抗皇权及宦官势力,这种离心倾向源于皇权提倡儒学意识形态与维护权力平衡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皇权提倡的儒学本位的教化政策．导致以太学生为代表的“通经”之士的增加;但同时皇权又扶植宦官势力进入官僚队伍,以抗衡外戚及士大夫势力．皇权的两种努力结果相互冲突．太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受阻。由于皇权不能有效地解决太学生的“致仕”出路问题,引发了太学生的离心倾向。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评介

<正>自洪武朝废除丞相后,明代宦官在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中日益处于重要位置。学界对此已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明代宦官制度和权力的演进,以及宦官与教育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表现。吴兆丰著《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是研究明代精英士大夫教化宦官的“化宦”认知和行动并评估其效果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