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

近年来兴起的村落民俗志书写热潮,体现出我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但在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迫切需要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当代学者应继承古代知识精英"为民请命""以礼化俗"等所表征的神圣传统,通过与民众的视域融合,促进对村落民俗传统的准确认知与表达,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对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的葆育作用。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注意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庙会重建中的文化生产--以妙峰山传说为分析个案

在民间传说中,有一部分和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对于这些传说,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探讨。安德明指出这类传说首先起到了解释信仰体系的作用,其次,这类传说在解释的基础上又使得信仰观念通过口耳相传而不断传承,并且强化着对神灵的信仰。这些口头传诵,都表达着人们对于神灵及其他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观念。岳永逸探讨了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传说,指出不同的庙会传说内涵是丰富多样的,它不仅仅记载着神灵的故事、庙会的演绎,也暗含了庙会所在的村落曾经发生的事件与行为,以及村落的人们——庙会时期的香客——对这些事件的记忆与解释,尤其他他们自己生存空间的想象和维护。     

甘青地区“花儿会”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青地区流传的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是一种重的公共信息资源,它担负着记录和解释“花儿会”历史源起的文化功能（如“花儿会”活动的庙会本质、求雨功能等问题）;同时,在其流布过程中民众对之进行了自发自觉的整合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发出了助力村落政治文化、助推女性个体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表征理论,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正是民众对“花儿会”活动的一种重表征方法,使得活动产生了丰盈的文化意义,扩大了其外延和内涵。     

民间传说的记忆与民间信仰——以山西运城舜帝传说为例

舜帝传说在山西运城蕴藏丰富,以永济、垣曲、盐湖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在永济舜王庙与舜帝故里,舜帝信仰仪式基本湮灭,舜帝传说缺失;垣曲近年来重新建设了舜帝纪念物,重修舜帝庙,舜帝信仰仪式逐步恢复,在此过程中,舜帝传说强化与加固了民众信仰,盐湖区舜帝陵古庙会维系了舜帝信仰,传说兴盛,信仰普遍,仪式完备。在舜帝传说兴盛流传中,“超人间”叙事最为凸显,它是舜帝传说记忆的核心,也是舜帝信仰仪式的生长点。     

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

邹公是汀州四保地区最重要的地方神,至迟元明以来就为当地村落所崇奉,并被当地邹氏视为始祖。文献资料多认定邹公是南宋状元邹应龙,实际这一说法在明代后期邹氏地方精英开始有意识进行收族活动后才出现,与汀州流传的一系列斗法传说有关。这些传说透露出邹公不是状元,而是位神通广大的法师。邹公从法师到状元的身份转换过程,不应简单归结为士大夫文化取代地方文化的过程,而应视为道教、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几种文化传统相互合成的结果。     

地方传说与传说的地方性——以山东省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为例

民众面对眼前之物除了好奇之外,就是进而解释它的形状、来历等,这种满含民众情感的解释结果就是传说,所以说传说必定是与某地的人或物相联系的叙事作品。创作传说的过程又是民众想象的过程,过程之后形成的结果不仅满足自己和别人的情感需要,还形成一种区域内的公共知识被区域内的民众接受传承,民众的思想被化成传说这种"可信"的叙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以阐述,这是地方传说产生的根本原因。传说研究者在将地方传说作为研究对象时,不仅要关注地方传说本身,更要比较研究不同区域内的同类传说,从对她们的对比研究中挖掘出支撑地方传说形成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是传说地方性形成的基础,更是不同地方传说得以区别他者的深层原因。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传说背后的地方性知识才能真正理解传说的地方性,进而更清晰准确地理解流传于不同区域的同类传说。     

嵌入与再生产——一个华北村落基督教信仰的民间逻辑

基督教在汉人村落社会的传播,不仅要依靠与地方传统的融合与互动,同时还需要将宗教转化为具有功能的组织、身份等社会结构,以嵌入民间的世俗生活的方式得以存在。随着村落社会的变迁,人们需要将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不断再生产。在适应社会变迁的同时,基督教只有回归其文化面向,才能实现在现代性过程中的延续和再造。宗教信仰的长期维系需要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共同作用。基督教信仰在村落社会的运转,依赖于在既有的地方传统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逻辑。     

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

在与世俗权力纠葛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往往呈现为两种文本的信仰表达形式。显在的信仰文本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仰表达,除了呈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地方信仰的实践本身也是村落的"人格"在信仰世界中的具象表征。相比之下,民间信仰实践的隐藏文本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性的信仰表达,在性质上是对地方社会传统信仰结构的延续。实践中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性与信仰的意志性相形而生的概念,地方信仰的"真实"并不是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建构形态,而是一种脱离于权力意志和具有独立运作逻辑的精神世界。     

民间信仰的象征意义与传承过程--明溪莘夫人崇拜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的民间信仰,由于受到“神道设教“的影响,大多具有明显的国家意识.不过,在民间信仰的传承过程中,神灵的象征意义是极为复杂多变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对普通民众而言,灵异传说与乡土观念构成了地方神崇拜的主要动力.因此,深入考察民间信仰的象征意义与传承过程,有助于揭示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机制.本文试图通过对明溪显应庙莘夫人崇拜的历史考察,分析地方官、士绅与乡民对待莘夫人崇拜的不同态度,对民间信仰的象征意义与传承过程作一初步的探讨.……     

古道、庙宇与村落生计

山东莱芜和庄乡横顶村地处齐鲁交界,当地俗语云：“一个雨点分两半,一半灌淄河,一半灌汶河”,是对该村地理位置的生动而真实的描绘。村中的齐鲁古道忠实地见证了社会经济、家族历史和生活文化的变迁与兴衰,而五座庙宇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深刻地反映了当地的特殊历史进程,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神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功能及香火有一个明显的历史的消长过程。这一消长过程,和村落生活有莫大的关系,尤其是村民的生计来源与对各类神灵的信仰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庙宇、村落位置、家族历史进程以及村落生计形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     

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的传播——兼谈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的本土化及女性化特色

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有一个本土化和女性化的过程。在民间传说中,唐代历史上遂宁广德寺的主持克幽禅师就是马郎妇观音,广德、灵泉二寺的文物古迹与历久弥新的中国观音的原型——妙善公主在当地的传说互相建构,而从历史上传承至今的观音庙会所展演的活态仪式更呈现出宏大的民间叙事,经历了1300年的观音信仰一直在建构中。民众的建构依托于川中地域的生态环境、宗教文化、历史语境和民众的思维逻辑,显示了观音信仰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村落语境、民众情感与地域认同——山东省莱芜市南下冶村抬杠习俗探讨

抬杠本是人们对于争吵或吵架等行为的一种称呼,但在山东省莱芜市南下冶村,抬杠却成了一种相互辩诘的智力游戏,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之一部分。在长期而反复的实践过程中,抬杠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为某种形式的村落记忆,表达出民众的思想情感与地域认同观念,并最终型塑了南下冶人的整体村落性格,进而在村落内外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标志性文化"。而这一习俗的产生、发展与式微,又是与南下冶村所处的整体村落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的。     

民众记忆与村落民俗传统传承

传统上,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村落”这一中国民众生活的基本单元。作为固定人群长期聚居、繁衍的空间,同时也是共同生产、生活的空间,村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村落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广泛的民众基础之上的传承性文化,是最具有民间气息和民众情感的民俗文化。生活在村落里的个体集聚起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民众群体,并使得村落民俗文化随着代际更替而绵延传承下来。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     

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

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学界多从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依据实地调查及对各类官私文献的重新释读,指出在明清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的过程中,浔州府地方往往将社、庙神明正统化并依赖其来维系既有地方社会秩序,清中后期更以社、庙祭祀为中心形成了村落联盟组织。这样的地方信仰及组织深刻影响了拜上帝会的形成。在与正统神明崇祀及村落联盟组织的激烈斗争背景下,拜上帝会一系列的毁庙举动,表面上以打破民间偶像崇拜为旗号,实际上蕴含了对抗当地村落联盟等地方组织的族群政治意义。对此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或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     

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历史变迁与民众生活——以民众对民间信仰的构建为中心

长白山信仰是具东北特色的山神信仰文化之一,也是长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白山信仰经历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时代,发展为物格神崇拜、人格神崇拜,历史上帝王封禅、民众祭祀是推动长白山信仰不断演化变迁的推动者。近代以来,长白山信仰发生了变化,从官方信仰空间转换为民间信仰空间,其发挥了调节心理、整合地方、规范道德等社会功能。以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关系为视角,考察近代长白山信仰的发展及内涵的变化,发现在长白山区一带,广泛存在对长白山山神的祭祀和崇拜,其对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公故里关公信仰的地方性阐释

山西运城作为关公故里,是关公出生和青少年成长之地,是关公信仰的发源地和集散地。现存解州关帝祖庙、常平关帝祖祠等信仰空间,关公仪式展演、关公传说,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关公与各个不同阶层的民众生活相系联,彰显了关公故里关公信仰的旺盛生命力。     

“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

乡村信仰活动之中有“常”与“非常”之别：以家庭为单元而进行的村落内部的信仰活动，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村落为单元、以村际互动为特征的跨村落庙会活动，营造出一种有别于社会常态的特殊文化情境，是民间信仰活动的“非常状态”。前者是后者的日常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凝聚与强化。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洼子村民间信仰为个案，试图在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民间信仰“常”与“非常”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转换机制，以及对于当代乡土社会的意义。     

华北三皇姑的传说体系与层累生成

在华北,千年流传的女神三皇姑传说盛行不衰。这位女神的身份,以隋文帝女、南阳公主、千手千眼佛三说最具代表。在碑志等地方文献中,隋文帝女和南阳公主说居于主流;在民众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千手佛的传说流传更广。这揭示出文人士绅重"教化"与民众求"灵验"的迥异心态。近代以来,三皇姑传说被再次整合,南阳公主身份与千手佛故事主体层累、叠加一处。如今,化约、趋同的三皇姑传说是旅游经济驱动和传统文化定性互动的结果。     

“礼”与“事儿”:信仰体系与实践的存在机制探析——以鲁中洼子村为例

在鲁中洼子村的信仰体系与实践中,"礼"是人们建构信仰体系的内在逻辑,而"事儿"则是信仰实践的原因和动力。作为村落文化传统的"礼"与村民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在相互作用中,共同促使村落信仰不断地展现出新的内容,焕发出新的意义,二者的互动正是信仰得以常在常新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