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命运多舛的女作家白朗

<正>在东北作家群中,我所熟悉的白朗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哈尔滨报坛走上文坛的。她才华横溢,但命运多舛;尤其是她后半生的坎坷历经和饱受的磨难,更是令人思之痛心。     

作为学术领导人的段文杰先生

我个人对段先生的了解并不全面,但对段先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和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的政绩从各种途径听说很多,一直十分景仰。对段先生的学术研究,由于教学的关系,在学校讲授敦煌石窟艺术时经常参考段先生的论著,感觉是段先生对敦煌石窟艺术有比较宏观、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认识。但对段先生在临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知道得不多。     

我的恩师段文杰先生

以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敦煌学大师们亲手培育、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敦煌乐舞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静止的敦煌壁画到鲜活的舞台形象,从平面的研究到立体的敦煌乐舞艺术研究,倾注着前辈们的智慧和心血,他们起到了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敦煌舞蹈流派的第一部舞剧《丝路花雨》的问世,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言传身教 历久弥新

我是1959年来到莫高窟的,可以说与段先生相处了50年。这50年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讲,每个阶段都有些对我教育比较深的事情。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我在美术组,段先生是美术组组长,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深厚的壁画临摹功底。我因为搞临摹,听周围老同志介绍说,段先生经常在纸上练习线描,最困难的时候在玻璃板上练习。听了这些,我感触很深。     

段文杰：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和推动者

2011年1月21日,是段文杰先生离开我们的日子。这一天,离1946年他初来敦煌,已经整整65个年头。在95载的生命历程中,在半个多世纪的敦煌生涯里,段老以他的聪明睿智、旺盛创造和执着追求,与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一道,潜心敦煌壁画临摹、保护、弘扬和敦煌学研究,开创和发展了敦煌文物事业。特别是他自20世纪80年代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以后,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创了敦煌事业的新局面,带领全院职工把敦煌文物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作为段老的学生、助手和继任者,对此感受良多。     

《乐家大院百年风云》之三——新时代的无畏追随者

乐家大院第四代子孙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到 50年代初,其中也有几位突出者,如乐恭彦、乐锦霞、乐黛云等,乐恭彦、乐锦霞还为新中国而献身。     

不愿坐公车的彭德怀

王焰是一位早年投奔延安干革命的老同志。20世纪50年代初期调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在编写彭德怀传记过程中,我们同住在军报大院,闲暇时也常常在一起聊天,顺便讲一些彭德怀的趣闻轶事,从中可以看出彭德怀的为人。     

冶山怀古

早就听说冶山了。 冶山．又称泉山。福州地理俗语有“三山现、三山藏、三山看不见”之说,冶山作为屏山支脉,就是“藏”起来的三山之一。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毡场山亭记》残碑记载,唐刺史裴次元曾在山南辟毡场,营置诸多景致,还有“桥度、台眺、心逸、思畅,自然逍遥”等描绘语句。     

略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商业信用

建国初期,我国商品交易中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制度是信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国家为了对资金流通与商品交易实行计划管理, 从1954年起强制取消了国营经济的商业信用,试图以国家银行信用制度取代商业信用制度。取消商业信用制度后,我国的信用制度出现缺失,虽然大量“非法”商业信用形式依然暗中存在,但信用制度的功能受到抑制,严重阻滞了社会资金的正常运行。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 ,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特别现象。本文以大量中国地方档案和俄国解密档案及当事人回忆为依据 ,讨论了 2 0世纪 5 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基本状况。作者认为 ,1 0年之间约 2万名苏联专家来华 ,完全是中国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要求 ;中苏双方对短时间内大量专家来华都缺乏必要的准备和严格的管理 ;1 95 4— 1 95 6年是专家来华的高潮 ,受波兰事件影响 ,从 1 95 7年双方加强对专家来华的控制 ;1 95 7— 1 96 0年中国实行少而精的原则 ,特别要求增加国防新技术专家 ,但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专家工作停顿。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 ,时间最长 ,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 ,对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 ,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以及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具有特别意义。     

敦煌研究院史上的“段文杰时代”

段文杰对敦煌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敦煌艺术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索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敦煌壁画临摹方面不仅个人成就卓著,而且开始了科学总结,为创建临摹学的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往——以《梁祝》《西厢记》与《春香传》的跨国相遇为例

1953年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文工团越剧团携《梁祝》与《西厢记》两部戏曲改革成果赴朝,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慰问演出.在朝鲜战场上,越剧团"结识"了朝鲜唱剧《春香传》,并在朝鲜劳动党及各方帮助下将其改编成越剧引入中国,开启了中朝文化交往的初章.这种借由爱情故事题材言说革命价值理念、"以情动人"的对外宣传方式,对此后中国的文化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麻雀之殇

那是一场麻雀的噩梦。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消灭麻雀运动,它因何而起？又是怎么跌宕起伏？究竟牵扯了多少人物的命运？——这小麻雀背后隐藏着大历史,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诸多发人深省的历史细节……’     

第一代领导人“烟枪”多

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人李维信进入中南海新六所,成为一名服务员。他亲眼见证了中南海一场有趣的戒炯运动。李维信的第一次会议准备是由老同志带着的,老同志一边朝会议桌上摆烟,嘴里一边介绍：“首长自己都带烟,不抽招待烟,可也有忘了带的时候。     

我爱月牙泉

离敦煌市区5公里之鸣沙山环绕的月牙泉,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沙漠奇观。它弯似镰刀的月牙,它亮似明镜的池水,它绿似翡翠的茂草,以及恰若月宫中琼楼般的精巧建筑,唤起我的爱,激发我的情,使我一直难以忘怀。该泉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彰贵遗产,在历史上曾“池水极深,其底为沙     

失去家园的根

地处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是祖国四大盆地之一,它曾将珍贵的原生状态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初。而后,人们突然发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柴达木盆地居然处处是宝,于是千军万马便开进这个“聚宝盆”,开发矿山,开垦农场,建立新的行政管理机构。我和我的同学们是70年代初从学校分配到柴达木的,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和谐的初步探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鲜活生动的社会实践、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提出和创造了包括社会主义矛盾学说、《论十大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科学理念,率先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和谐的创造性探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历史借鉴。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血吸虫病的防治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给疫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等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害。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血吸虫病疫区的党政部门和群众根据血吸虫病的流行规律及地区特点,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性生态环境治理与改造,普遍采用了查杀钉螺、管理粪便、管制水源和查治病人等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方法,使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疫区生态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后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