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后期～四世纪前期高句丽的交通道与地方统治组织——以南道和北道为中心

对高句丽地方统治组织的研究实际上是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综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高句丽地方统治组织的设置形态呈大、小城相接的层叠式;至高句丽后期,以五部为最上层单位分做四层或三层级段。这种地方统治组织最早至四世纪左右就已开始建立,最晚也不超过五世纪,而完成时期大约在六世纪中叶。     

高句丽三权并存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高句丽三权并存制形成、发展、衰落的深入探讨,揭示了高句丽政治制度的本质与特点.即高句丽由于自身发展的特点,确立了以"国相制"为核心的三权并存制,创造性地解决了王权与贵族权相冲突的矛盾.三权并存制在高句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

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长期生活在汉玄菟郡、乐浪郡、辽东郡的广大地区,接受汉晋以来中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由最初信奉儒教,逐渐接受佛教、道教,在高句丽后期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格局。随着高句丽统治中心的南移,高句丽的影响也扩大到新罗和百济,使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在朝鲜半岛深入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集安地区高句丽新旧墓制的过渡时段

禹山41号墓的形制、壁画与随葬品表明以该墓为代表的积石墓的下限年代应为5世纪末;目前学界认为的所谓"高句丽早期封土石室墓"应最早出现于5世纪前叶晚段,二者之间的时间段即为高句丽新旧墓制过渡时段。高句丽对于原乐浪、带方二郡故地汉人集团的统合,对汉文化的吸收是此时期高句丽墓制出现重大转变的根本原因。     

高句丽官制中的兄与使者

兄和使者是高句丽官制中常出现的两个官位.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兄和使者就存在于高句丽官制之中,并逐渐成为高句丽官制的核心官位.兄是高句丽王之宗族、五部中之贵族子弟所能担当的官位,使者是高句丽统治域内出身卑微、非王族及五部贵族子弟中的有才能者或立有军功者所能担当的官位.随着兄与使者这两种官位的发展,在2世纪前后,又逐渐分化出兄系官位群和使者系官位群,并形成兄系官位体系和使者系官位体系.     

《三国史记》高句丽始祖神话与建国神话的文献史源

《三国史记》中反映的高句丽始祖神话和建国神话在《山海经》、《史记》、《论衡》、《淮南子》等汉地文献中都能找到其原型。可以说,高句丽始祖神话和建国神话是在其国家壮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亦是在汲取了大量汉地史籍中的华夏文化的基础上演绎加工的结果。高句丽王室通过这样的祖先神化过程,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寻找依据,巩固和扩大其统治能力,强化君权神授的思想意识。这种借用华夏神话因素的做法,侧面反映了其与中原汉地的交流和文化源流。     

东夫余考

中国正史为之立传的夫余即朝鲜史籍中的北夫余,由其中迁出的东夫余最初立国于东沃沮分布区的北部,约相当于今朝鲜虚川江流域东至海的地域,高句丽始祖朱蒙即出自东夫余。公元1世纪,高句丽已经征服东夫余,但在毌丘俭征高句丽之后,东夫余又游离于高句丽的统治之外,至410年好太王重新征服东夫余,使之成为高句丽的属国,至494年东夫余最终灭亡。     

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

战后日本著名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提出的首长制学说认为,在古代日本,郡是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因而将郡司级首长看作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律令制下的郡司是将地方首长的统治制度化的产物。石母田正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的主体性,但日本史料中关于"村首"的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同时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与村落成员的纳贡关系表明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郡司级首长的统治也是以村落首长的统治为前提,这种统治具有国家公共权力萌芽的性格。     

高句丽法律制度研究

法律制度是国家控制整个社会并实现其统治职能的基本工具。高句丽在建国初期,法律体制不健全,没有成文的法律条例,亦没有专门的法律机构。"诸加评议会"制度成为高句丽初期的主要法律形式,刑罚手段单一,有罪者便会被处死。公元4世纪,是高句丽法律制度的分水岭,小兽林王开始颁布律令,完备法律制度。通过对高句丽法律制度的发展模式及内容的深入探讨,从而归纳出高句丽法律制度的特点。     

试析高句丽建构建国神话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高句丽建国神话是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神话出现的时代背景、完善时间及目的等做了探讨,认为移植改造神话大致始于朱蒙(邹牟)被诱杀之后,而其完整和完善则是在《好太王碑》撰写成文和《魏书·高句丽传》成书之前。高句丽王室建构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神化朱蒙(邹牟),以巩固桂娄部的统治地位,但也有意或无意掩盖了高句丽王位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的史实,并为解读高句丽早期历史造成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