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中苏“蜜月期”文化关系出现的背景分析

中苏两国"蜜月期"文化关系与这一时期双方的外交、政治、经济关系有密切联系.50-60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经济上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以及中苏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苏文化关系进入"蜜月"阶段.     

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

中苏结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把对方作为战后合作伙伴的首选;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一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突中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总之,中苏同盟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尽管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中苏结盟的过程看,这种无奈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同盟破裂的隐患。     

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年)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走向分裂,中国与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也随之波动。其中,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的关系恶化尤为严重。然而从1963年年底开始,出于现实外交利益的考量,民主德国调整了其对华政策。不久后,中共中央也正式做出了争取民主德国、分化德苏关系的决策。此后中国和民主德国在一系列领域进行了合作,是中国和东欧各国关系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德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中德关系仍可维持,一旦双方公开的意识形态斗争压倒了对国家关系发展的考量,双方关系也难以维系。     

在契切林和加拉罕往来书信中谈到的中国问题（1924—1926）（续前）

1925年下半年,中东路局势复杂化,加拉罕只好既同北京政府打交道,又同奉天打交道(张作霖是那里的实际主人)。苏联同张作霖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尽管1924年9月20日中国东北三省政府和苏联签订了关于中东路暂时管理办法的单独协议,但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当局抵制对这个协议的贯彻执行,经常侵犯苏方在中东路上的权益,排挤其他社会组织和来到北满地区的苏联公民。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1970-1972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CSSCI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建立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谈判直到1970年才取得显著进展。史料表明,英国政府对美国态度的顾虑、在谈判中采取的刻意拖延和文本设陷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两面政策,导致了中英建交谈判的曲折多变。在重启建交谈判后将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最终使英国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最终宣告破产。     

在苏联核手术的阴影中（下）

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同天公布,震惊了世界,也引起了苏联新领导人对中同核武器试验的高度关注。     

华夏文明起“河东”初论（上）

华夏文明是中国文明,确切地说是中华文明中的一个地域性文明。因为,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华文明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并大体上与中国古史所谓“传统时代”的史迹相对应。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全面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以成都事件为视点的考察

1936年下半年发生在中日国交调整期间的成都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但也为重启交涉创造了契机。交涉过程中,日本企图借成都事件一揽子解决以往的各项悬案,从而导致外交谈判的重点出现偏移,谈判的目标由解决具体事件转为全面调整国交。由于双方分歧过大,交涉难以进行,最终谈判被迫退回到“就事论事”的层面,有限度地解决了成都事件。“蓉案”引发的中日交涉,表明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两国调整关系的意愿,但由于双方存在明显分歧,国交调整所取得的成果有限。     

1928-1937年《大公报》等报刊对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由于受到1927年中苏关系因革命问题而破裂的影响,《大公报》等报刊均站在政府一边,把政治意识视为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把反赤等同于反苏。“九·一八”以后,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日渐显现,舆论逐步放弃政治意识中心观,转为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处理中苏关系的根本原则。但与此同时,舆论又出现了亲苏倾向。这种要么为仇敌、要么为亲邦的观念极易导致国际交往中利益原则的偏离,对中国对外关系事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连载一)

近年来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在中苏关系的演进中,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者根据陆续出版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战略考虑、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演进的互动关系、苏联政策的变化的动因以及此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发展核武器在当时背景下,只能争取苏联的援助,苏联向中国提供发展核武器的技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1958年下半年后,随着两国在意识形态、对时代和国际形势以及核武器的态度等问题产生重大分歧,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促使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日后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论题.     

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

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交。在美国看来,法国承认中国不仅影响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景,而且严重损害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实际利益。为了阻止中法建交,美国采取了三项措施:阻止法国同中国建交;压迫台湾不主动同法国断交;胁迫其他盟国不追随法国的行动。美国的这些举措,虽然在局部上取得了一时的成效,但收效甚微,根本无法抵挡中法建交在战后世界格局变化中产生的重大影响,更不可能实现其企图阻止中国国际地位逐渐提高的目标。中法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美国从遏制战略出发制定的阻挠中法建交的政策,自然无法避免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

关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当年多次判断其起因主要是蒋介石相信日军即将进攻苏联。对于毛的这一判断,迄今,相关论著或者完全回避,不予论及,或者语焉不详,不能把问题说透。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没有弄懂日苏与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二,没有从蒋介石那里找出相关的证据。本文将着重提出并回答这两个问题。关于此次反共高潮的结束,通常判定为7月中下旬,从现象上看,这一论点可以成立。其实,接下来蒋还制定了多个肃清或制裁陕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制定、删改与放弃,本文亦将予以研究。简言之,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纠纷,其发生与终结,都是蒋介石基于国际战略动向的观察而做出的选择。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蒋的战略视野及其对于多种战略关系的联系与权衡。     

1924年《中俄协定》与中俄旧约废止问题--以《密件议定书》为中心的探讨

1917年俄国革命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自愿废除不平等旧约,平等对待中国。北京政府虽不愿立即承认苏联,但乘机清理旧俄在华条约特权。中苏谈判时,苏方坚持无条件建交后,再开会议订定新约取代旧约,北京政府则担心中俄会议不一定会有结果,坚持要立即废止旧约。最后双方妥协,在1924年《中俄协定》中,以《密件议定书》规定:新约未订定前,旧约概不施行。后来中俄会议虽经召开,但未获致具体成果,使得中俄旧约处于虽未废止,但不施行的含混状态。北京政府在移交俄国使馆及其他有关交涉中,均坚持中俄旧约已废,并持续推动其“修约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