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元帝军府机构设置特点考论

晋元帝军府在两个方面有别于西晋军府建制：一是诸曹相当完备;二是三中郎的设置。其军府设置特征,略有三端：一为录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之设;二为参军署曹;三为参军地位高低不等而分层。其军府诸曹仿尚书曹来设置,实质上使军府具有了如尚书省分曹处理政务的功能。且以其府之参军署曹为标志,严格意义上的军府内部机构之主要框架始基本定型。     

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

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李大龙使匈奴中郎将是东汉王朝为管理南徙降汉之南匈奴而设置的专职官员,学术界多有论及,但多集中在使匈奴中郎将的职掌方面,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有些认识则存有谬误。基于此,笔者虽力所不逮,但仍想就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的有关问题做一系...     

晚明公安派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

本文拟从明代文学的演变中,分析晚明公安派兴起的历史渊源,探讨袁中郎的时代背景、思想及其与公安派的关系,并从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中,寻绎其创作自由而又浪漫的文学精神。     

东汉使匈奴中郎将探讨

使匈奴中郎将在东汉皇朝与匈奴族关系史中,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但是,目前尚缺乏系统全面的探讨,本文欲述一管之见,就教于方家。 (一) 使匈奴中郎将是因东汉皇朝与匈奴关系的需要而设置的。自秦代乃至西汉以来,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史的主要内容之一。西汉时期,由于汉武帝对匈奴的打击,匈奴势力曾一度削弱。此后,在西汉宣、元二帝时代,双方关系出现了和平友好的总趋势。但至西汉末年,经过王莽弊政,匈奴与中原的关系再度恶化,武装抄掠增多;而且,在中原政权更迭的过程中,匈奴势力也不断强大起来。东汉初年,他们在我国古代北方的东部,镇慑乌桓族、联合鲜卑势力,在代郡(今山     

死后是非谁管得

南宋庆元元年，困居山阴的大诗人陆游驾小舟闲游，在邻近的赵家庄看见盲眼负鼓的说书艺人在讲截发葬翁姑、千里寻故夫的赵五娘故事。听得入神的赵家在听众，对那个富贵弃亲、入赘豪门的蔡伯嘈，一定是切齿痛恨，全然不理会这其实是对蔡麾先生的诬陷不实之词，满没有这档子事。陆放翁于是很感慨，步行回村，一路思索，吟成两句诗：“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话是明智的。死后是非，不仅死者管不了，后世人也很难管得“7”。历代撰文为蔡言剖辩的，不乏其人，却总也落实不了这桩冤假错案。充其量只是区别开了两个蔡中郎。一个是…     

东汉文人入幕论略

东汉文人多入幕,其主要方式是幕府征辟,被征辟的文人一般要具有冠德州里、经明行著、品行孝廉,忠厚正直以及文才出众等条件,进入幕府后,文人主要被拜授为中郎、司马、令史等职称。     

马日磾怎么成了外国人

李国文在《满村听说蔡中郎》（见《中国文人的活法》）一文中说,东汉末年的大官僚、大文人蔡邕,因为依附董卓并同情董卓之死,被司徒王允逮捕治罪。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出面营救,都没成功。“太尉马日碑,一个在中国做了大官的外国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黄道周传世小楷三种真伪考略

清顾文彬在著录明黄道周小楷《唐公（棣之）墓志铭》时有云：石斋先生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乃其书,亦复出入锺王,为书家龙象。特当世流传,大抵优孟叔敖、虎贲中郎,求其真而精如《明诰封朝议大夫、礼部仪制司郎中、西雏唐公墓志铭》,实为生平仅见也。     

《宋书》标点辨误

《宋书·臧质传附任荟之传》:“任荟之字处茂,乐安人也。历世祖、南平王铄抚军右军司马、长史行事。”(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引《宋书》例仅列篇名)按:“长史行事”当断作“长史、行事”。“长史”为府僚属,主吏事,如《百官志上》:“长史、从事中郎主吏。”“行事”指代行州府事     

《后汉书》标点订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卷56《种劭传》: (劭)遂与马腾、韩遂及左中郎刘范、谏议大夫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报其仇。与汜战于长平观下,军败, 劭等皆死。腾遂还凉州。(第7册第1830页)最后一句标点有误,“遂”非副词,而为人名。卷七十二《董卓传》叙及长平观下战事时云:     

袁宏道《潇碧堂集》作品系年订疑

袁宏道《潇碧堂集》作品系年至少存在两种问题:一是系年错误。以钱伯城先生《袁宏道集笺校》为例,出现此类问题的有九十篇之多。二是系年疑而未定。钱笺和任访秋《袁中郎年谱》涉及《潇碧堂集》作品系年皆有数十篇未能定其具体作年。本文对后者作了考订,从而解决了袁宏道诗文系年方面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释东汉三老赵掾碑

《三老赵掾之碑》造于东汉灵帝刘宏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日(公元180年12月17日)。于1942年4月间在青海省乐都县老鸦城西五华里许的白崖子地方发现。笔者在解放后调来兰州工作,得悉甘肃省图书馆藏有墨拓。最近另获一片,经与馆藏本校阅无讹。此碑造时距熹平石经之立仅五年,斯时中郎书风,已流传陇上。碑字端厚雄浑,艺术甚高。惜原碑遭火灾,现仅存残片。鉴于碑文有补汉史,又系汉代真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将拓片付印,并略加考释。     

历史真伪的道德力量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准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放翁此诗三四句,用欲擒故纵法,点明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又说：“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允的,它有不可估量的道德力量。从正面来说,有强大的感召力。史可法慕文天祥之为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誓死抗清。     

论蔡邕的是非功过

蔡邕字伯喈,东汉后期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圉镇)人,仕汉至左中郎将,故人称蔡中郎。他学识渊博,著作繁富,有文集传世,在史学、经学、文学以及音乐、书法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被当时人称为“旷世逸才”,是东汉一代同班固比肩,与张衡齐名的人物。但因晚年受董卓厚遇,有感激之情,而为王允所不容,死于非命。自宋明理学兴,蔡邕便成为贬责的对象。人们斥他对汉室不忠,有好事者又虚构了他不孝而为暴雷震死的故事。南宋时这个故事就成为说唱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起点于中国,自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他国人民进行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粤、闽;岭南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地区。从西汉时起,中国人就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海,在南海和印度洋上同外国通商。三国时期,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联系南海诸国,他们所经历各听说的国家有100多个。刘宋以后,海上交通更加发达,“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对岭南,乃至中国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齐宣城太守谢眺与造园理景

笔者在研究皖南人文风景史时,因谢眺守宣城,而对其有关史料、文献作一番梳理,发现谢眺不但在诗赋中对园林风景有不少精辟的见解,而且有造园名作“高斋”和“谢宅”传世,堪称南北朝期间一位有作为的造园家。 谢眺生活在南北割据,朝代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当时士大夫阶层颓废纵欲,贵族官僚则大筑第宅园林,名士徜徉山水,陶醉林泉。谢眺文有美名,受南齐诸王赏爱,“历随王东中郎府。转王俭军卫,东阁祭酒,太子舍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其间或登临山水或在贵族官僚的大型宅园中奉笔酬答。这种生活环境使之对园林艺术有了     

李铎与《孙子兵法》碑拓

1997年,《李铎书〈孙子兵法〉碑拓全集》出版,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及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出席了首发式。李锋是中国军事博物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六千多字的《孙子兵法》,被李铎的如椽大笔,书写在158张长140厘米、宽70厘米的宣纸上,然后刻碑拓片。从篇首观看到篇尾,要走半里路长。这部把兵法与书法融为一体、相映生辉的作品,让人流连在变化莫测的古代军阵之中。年逾八旬的书协名誉主席启功先生观看了长卷拓片,十分高兴,欣然赋诗：猿臂伸来录异书,淋漓点画古藤粗。鸿都门下中郎笔,视此毫情逊不如。六千文字百余石,信…     

甘肃难圆状元梦

古浪县黑松驿乡龙沟堡村有悬崖名“状元崖”。崖根石洞口,留有镌刻的“状兀□ ”残字,至今依稀可辨。当地传说：明代一王妃,因祸流落河西,在此隐姓埋名,含辛茹苦,养育遗腹子长大成人,并考中状元,为受苦的母亲争来诰封荣誉,云云…… 这当然纯属民间传说。正如《琵琶记》中的蔡中郎中状元一样,那也是文人编造的故事;故前人有诗感叹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听唱蔡中郎！”蔡伯喈（邕）生活的东汉,连科举制度还没有形成,哪来的状元？ 按历史真实记载,不仅古浪没有出过状元,整个河西地区也没有出过状元。至于甘肃全省是不是出…     

胡家草场汉简《朝律》所见文帝时期的朝仪与职官

与此前见载的汉初朝仪相比,胡家草场《朝律》对朝见时站位的记录表明文帝时期朝见礼仪的警备者由郎中为主变为中郎、武士、少卒,反映出郎官系统的变革;主持者以典客为主,或与文帝时期在将蛮夷纳入管控上取得进展及由诸侯站位变化展现的诸侯地位提升有关;文官群体中多出了中都官五百至三百石,但较高祖时期未必发生了变化。中二千石在朝见规定中被单独列出,与诸侯国官的站位对比凸显出文帝抑制王国的意图;中郎将、太中大夫和博士的排位证明汉初三者均为比秩,其得以参与朝见显示可能已形成以皇帝为中心、以其亲近为主要成员的议政群体;将军应指大将军、卫将军和车骑将军三位常设将军。     

日本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丘瑗墓志考释

丘瑗为唐代洛阳丘氏家族成员之一,其墓志现藏日本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据志文记载可知,其高祖系唐初名臣谭国公丘和,曾祖为左监门将军丘师利,祖父为秦王府左库真丘英起,父亲为晋州霍邑县令丘义赡。丘瑗应制举武科入仕,历任左屯卫执戟、同州济北府左果毅兼知右厢队仗、游击将军、左卫率府郎将、左羽林中郎、右内率府副率、右武卫将军等职。开元十九年三月,卒于长安崇贤里,年五十九岁。丘瑗墓志可校补史籍记载之讹阙,不仅是隋唐时期洛阳丘氏家族研究的重要史料,同时对于唐代官制的研究也有着极大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