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广州十三行”到“岭南十三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各国的对外贸易职能,通过十三行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1],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亦称＂广州制度＂。     

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

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其昌”银店及其外销银器

<正>外销银器是中国银匠按照西方银器的式样,采用中国传统的制作工艺。生产制作并销售给来华的西方人或接受洋风的中国人使用的金银类器皿。根据目前外销银器的流传现状可知,最早的外销银器始见于康熙年间,兴盛于乾隆至道光年间,清末至民国持续发展,前后延续200余年。早期的外销银器主要产自广州,五口通商之后慢慢向香港、上海及近代以来的开埠城市扩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谕令的颁布,广州成为西方商人海路来华贸易官方唯一许可的通商口岸,广州由此垄断中西海路贸易近一个世纪。广州工匠凭借着敏锐的商业洞察力、精湛的手工技艺、     

异趣·同辉 广东省博物馆藏清代广式外销艺术精品展（上）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峡湾良港众多,汉代以来就一直成为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枢纽。明清时期,伴随环球贸易航线的不断拓展,从这个枢纽出发,中国的丝、瓷、茶三大名产和工艺美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欧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口通商”御旨的颁布,广东十三行成为清政府特许的唯一经营管理白海路而来的中西贸易的商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政策,广东垄断海路中西贸易近一个世纪,成为清朝全盛时期世界市场的重要环节,也成为中国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与中转基地。     

18-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女性——以珠江疍家女为例

正18-19世纪,正值西方国家拓宽海外市场,进行资本积累之际,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西方人聚集在广州十三行经商,活动范围主要在广州河南一带和珠江航道上。故此,他们最先遇到也最为熟悉的女性群体,便是被视作珠江沿岸女性象征的疍家女。18-19世纪西方人记录与描绘的疍家女形象,较为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疍家女性的     

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

史学界在讨论清代前期的闭关政策时,几乎一致认为乾隆二十二年皇帝曾经下令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从此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通商口岸是广州。这类说法完全是虚假判断。事实上,不仅乾隆皇帝从未发布过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的谕令,而且这三个海关一直都在正常履行其管理对外贸易之职能。     

非遗视野下的海贸遗珍

正引言广州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尤其是清代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时期,广州成为全球化贸易的中心地。繁盛的海上贸易不仅带来了财富,更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产生了一批中西交融的外销工艺,比如流传至今的广彩、广绣、画珐琅、广式家具、象牙雕刻等,这些外销工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独特风     

江汉关丛谈

旧中国的海关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多是厉行海禁的。但由于西方海洋国家的商船频频地来到中国叩关,要求通商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清王朝为世界商贸形势所迫,开放对外商贸已不可避免,遂于清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解除海禁,在沿海的四个海口：上海、宁波、福州、广州设立了海关。但到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７年）,有一道上谕颁布将广州作为唯一的市场,并禁止其他任何口岸的一切对外贸易。广州海关旧称“河泊”（粤海关部）或称广州海关监督,自此它掌管广东沿海和珠江三角洲的航运和征税事宜。 西方海洋国家最早同中国发生直接关系的是…     

中唐以后至宋朝海路交通的转型

<正>汉唐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唐中叶以后随着海路交通地位的日渐提高,与陆路交通相比,中国的对外交通出现由政治经贸文化并重向以经济贸易为主的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五个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清代广州外销丝绸上的康乃馨

正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伴随世界地理大发现,东西航路开通,标志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逐渐形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了"(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的上谕,欧美各国商人仅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地进行通商贸易,西方人称之为"一口通商政策"(theonlyportpolicy)。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大宗商品的商业贸易。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就是对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外销丝织品贸易盛况的描述。     

历史悠久的中外丝绸贸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产丝绸的国家,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国丝绸通过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开辟的最早的中西贸易通道销售到西方。中国丝绸是古代中西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商品。外销绸把远隔重洋的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各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一度在西方掀起了"中国风"的社会时尚。相遇与对话带来了新的审美形式,形成了新的文化趣味,创造了新的时代风尚。     

一口通商时期的虎门炮台

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广州黄埔港水道出口的虎门,成为黄埔港和粤海关的天然屏障和设置控制的最佳地点。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后开始实行开海贸易,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外贸事务。同时,清政府在虎门建设海防,修筑南山、横档和三门炮台以控制海口。正如任何海关都有武装部队支撑一样,虎门炮台既是广州的海防工事,也是广州黄埔港和粤海关管理海口,控制进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洛阳关的征税与缉私(1942—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重庆国民政府重建了海关总税务司署,并新设内陆海关。1942年1月1日,洛阳关正式成立。1942年至1945年期间,洛阳关的贸易与关税在国统区海关中具有重要地位,界首分卡甚至成为沦陷区与国统区贸易之中心。洛阳关积极参与联合检查工作,但受到走私军队的严重干扰。洛阳关与其他缉私机关也时常发生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直到1945年海关重新成为唯一的缉私机关才得以解决。     

成长与嬗变:从外销文物看广式艺术

正广州地处沿海,历来是中国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门户,有"千年外贸港市"的美誉。早在汉代,广州已经和海外一些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在广州象岗山发现的南越文王陵墓,就出土了波斯银盒等舶来品。南朝时,每年来到广州的各国商船有10多批。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诸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当时的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外贸机构和海关"市舶使"以总管对外贸易。从五代到宋元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     

丝绸高速公路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海路完成,阿塞拜疆却对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寄予了厚望。在一千多年的时间中,这条沙漠商队走出来的传奇线路曾是东西方贸易的唯一途径。“随着全球化和物流的发展,人们希望可以不断缩减货物运输的时间。国际陆路运输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运输方式,而变成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生产推动力,     

岭南文化中心更要坚定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

正2017年在广州召开《财富》全球论坛前,《财富》杂志一篇名为《广州:千年通商口岸岭南文化之都》的专题文章,向读者展示了广州作为中西交往"海上驿站"重镇的文化风采。作者以中美贸易之开端——"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传奇故事,唤醒了人们对"Canon"的亲切回忆。由此也让我想起了直接策划翻译出版《中国皇后号》、《哥德堡号再度扬帆》和参与建     

广州会馆研究

广州作为广东省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的外贸中心基地。明清以来,广州始终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尤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中央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更加提升了广州的商业地位,     

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

从17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关税征收中的税费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外争端,一直贯穿于以中英贸易为主体的中西贸易史中。在税费征取过程中形成的地方关税利益集团,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这不仅引起以英商为主的西方商人的长期抗争,也损及清政府的财政利益。鸦片战后清政府逐步接受英方协定关税的要求,以确保关税“有盈无绌”。战后《海关税则》的订立,实际上是战前中外粤海关税费问题争端长期持续和演变的结果。     

“出”与“入”:近代中外贸易中基督宗教对广州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近代中西方在货物与精神文明之间"出"与"入"的发展情况,阐述了中西双方在文明上的不平等碰撞导致基督宗教(教会和传教士)对近代广州西医医院(医校)及医疗制度的建立、广州近代中小学的建立及健全和近代教育制度、广州报刊书籍的出版及传播制度等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