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最会炒股的国民政府高官

高宗武(1905-1994)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本是国民政府的高官,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深谙日本政情、国情,对日本问题的分析有着独到见解.后来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青睐,进入外交界工作,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里面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别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但后来他追随汪精卫,并随汪赴上海参与“汪日密约”.     

中山舰事件三题

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因病“请假”,悄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曾经给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过了几天,汪精卫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周佛海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诱降声明,发表“和平建议”,公开背弃国民政府,以后又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利权,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彻底走到了民族敌人的立场上...     

跟随汪精卫逃亡的日子（上）

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1938年12月随汪精卫逃离重庆背叛蒋介石国民政府,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汪伪集团成员高宗武一起反正,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陶恒生为陶希圣先生次子,9岁时跟随父亲与汪精卫一起逃到河内,亲历汪蒋决裂及“高陶事件”过程。     

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汪伪政府的成立曾五次延期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其实,在这之前,汉奸们曾５次向他们的日本主子提出组府的具体日期,可５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日本否决。第一次,１９３９年的“双十节”。汪精卫叛逃到上海后,急于组织政权,５月底,经过同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多次磋商,定于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这天组府。６月初,汪精卫在赴日谈判时,正式向东京提出了这个要求。东京方面在《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之处理》中虽然认为“建立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的时间,视形势及工作进展之…     

“非常会议”中的几个问题

1931年2月,蒋介石以胡汉民反对制订约法为由,将胡汉民软禁于汤山。以此为导火线,5月,国民党中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并成立国民政府,公开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相对峙,形成宁粤分裂的局面。毛泽东曾经     

蒋介石羊城两遇刺始末

蒋介石的一生中曾多次遇刺，险些丧命。最著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江湖义士王亚樵指使刺客冒充记者，趁照集体相之机“刺蒋”，结果鬼使神差，蒋因故未露面，刺客孙凤鸣只好将子弹射向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地位仅低于蒋介石的汪精卫，蒋介石因此逃过一劫。事实上，蒋介石此前在广州任国民政府广州卫戍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已经两次遭遇刺客。     

蒋介石密令的"炸坟行动"始末

大汉奸扑朔迷离的死因 汪精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前半生跟随孙中山革命,在国民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虽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不甚得志,但仍稳居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高位.抗战爆发后不久,汪精卫感到抗战没有"前途",乃决定投靠日本军国主义,成立南京伪政权,可耻地做了汉奸.     

抗战前的海南开发计划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位于广东省南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就把海南岛称为“甚富而未开发之地”,设想在岛上建海港、铁路,逐步予以开发。30年代,国民政府两次制订开发海南计划,结果都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 一 1932年的“琼崖改特”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依靠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反对蒋介石,形成了国民党内宁粤对立的局面。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宁粤由对立转向合作,粤方取消国民政府,另成立“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刚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而“称病”闲赋苏州的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并提呈具体“方案”,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约见商谈,虽然蒋介石从同意其主张到反悔,李仲公却成为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抗日”主张之人。此时,李仲公译著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的抗日先声。     

冯玉祥抗战时期在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是冯玉祥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他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趣闻轶事。痛斥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陪都重庆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汪精卫叛逃事件。这天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携带妻子陈璧君以及同僚曾仲鸣、周佛海等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卖国宣言“艳电”,积极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次日(12月30日),汪精卫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四点希望”,公开劝国民党与日本侵略军谈判,共同反共。在谈话中,…     

1945年：国共接管南京之争

国民政府紧急部署 1945年8月10日夜，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已经传出。11日凌晨，在昆明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接到了蒋介石自重庆发来的“未灰亥令一亨”加急电报，要求“陆总”立即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以待国军到达；对敌后各要点、要线之占领及令敌军分区集结、监视缴械办法，即日拟具详细呈核。日本人投降了，国民政府远在重庆，新四军则近在咫尺，蒋介石下达了紧急指令，数日之内，     

从俄罗斯秘档看中山舰事件

1926年春,蒋介石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及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邹鲁和在广州的王柏龄、伍朝枢、欧阳格等,为拆散广州国民政府的内部团结,制造谣言,谎称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将绑架蒋介石,送往海参崴,同时假传命令,诱使中山舰自广州开往黄埔。     

明争暗斗中拼凑的汪记国民党

大汉奸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后,另起炉灶拼凑起一个汪记国民党。本文记述的就是此事的大体经过。由此人们可以看到汪清卫、周佛海之流在同日本人做着肮脏交易的同时,又是怎样各怀鬼胎争权夺利的。汪精卫偷偷脱离重庆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趋向尖锐化,使汪感到在重庆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遂与私党陈公博、周佛海密谋策划,先后偷偷脱离重庆。他们先到昆明,再经河内、香港到上海,住进愚谷新村。经梅思平等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多次密谋,于1938年12月30日签定了“中日调整新关系”的上海协议书,汪精卫接受了日方诱降的各项条件,而日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伪中储券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伪中储券戴建兵１９４０年３月，汪精卫在日本主子的扶植下，组成了除东北之外所有中国沦陷区的伪国民政府。但这个所谓的国民政府并不统一，日本人推行其分而治之的政策，就连汪精卫苦苦哀求要成立的伪中央银行──中央储备银行，也因日汪为解决如何处...     

黄群：拆散日汪密约的幕后策划者

1959年12月50日,日伪双方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简称日汪密约。密约签订不到一个月,这一卖国条约就全文披露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一阴谋的就是汪精卫集团的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史称“高陶事件”。“高陶事件”是国民政府隐蔽战线的杰作。而帮助和劝说高、陶脱离汪精卫集团,返回蒋介石阵营的关键人物,就是黄群。[编者按]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率部发动西安事变。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日本人为此暗喜，汪精卫等日伪汉奸为此高兴，而国民党何应钦等人则力主出兵潼关“平叛”，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等却极力要求保蒋介石性命……对此山崩海立，形势急转的巨变，毛泽东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