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能力不足的主耍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制定并实施了民众动员政策.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坚持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文化上禁锢抗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且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其史治的腐败等原因,造成其民众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致使国民政府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

支援抗战和建设新赣南是“赣南新政”时期社会动员的两大主题。蒋经国身体力行,动员干部,革除旧弊,树立新风;发动民众,措施多端,形式多样。其动员民众的思想既有国民党动员政策的脉络可寻,又受苏联模式感染甚钜。社会动员是一个荡涤旧俗、裂变旧的社会心理信条的过程,赣南社会由此经受了苏区革命以来新一轮的洗礼。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当局的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

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是政治上,特别是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的竞争。全国抗战爆发,由于大敌当前,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胁,国民党当局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施行的镇压人民、禁锢人民抗日要求的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转变。 一、民众动员 全国抗战之始,本省为适应战时工作的需要,     

北伐后国民党民众政策的重构与困境

北伐开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态度却在发生变化,从动员民众、推动民众运动向控制民众、遏制民众运动转变.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中央摒弃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民众政策,逐渐建构了新的民众政策,但在组织体系、执行力等方面均无法承担其相应责任,其民众政策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     

“军民合作”下国民党在广东的民众武装工作——以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为例

全面抗战爆发后,粤军大部北调,广东兵力空虚。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日军入侵威胁,国民党广东当局冀望于发动全民抗战,组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以协助粤军抗敌。广东当局在"军民合作"体制下对自卫团实行严格且颇具特色的军事训练,自卫团在对日作战中有效弥补了粤军不足,阻滞了日军攻势。华南战场转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形势的转变,加之国民党民众武装动员机制存在固有缺失,自卫团渐趋蜕化,或被中共争取,或被日伪拉拢,引起广东当局戒备和防范,大批自卫团被缩编或改编为游击部队。至此广东当局尴尬地意识到,国民党固能组建规模庞大的民众武装,但组建之后却不能对其有效管控。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广东当局再也无意大规模武装动员民众,只依靠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最终形成。     

战后国民党在澳门的活动及影响

"二战"结束后,凭借在内地全面执政的有利形势,中国国民党恢复了在澳门的公开活动。在加强党员征集与组织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创办与推动成立社团并依托社团组织动员华人民众,强化党国教育及意识形态灌输,筹划大型祝庆活动,参与内地"制宪"、赈灾等事务,协助解决华人社群民生及行业劳资纠纷,促进澳门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国民党战后在澳门的活动,目的是服务于内地政治需要,即通过扩展其在澳门华人社群的政治影响,争取民众支持南京政府。     

民族英雄的尺度：《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研究

1935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丑诋岳飞,推崇秦桧"为由而责令修改;有人以此控告商务印书馆与吕思勉,法院决定不起诉。《白话本国史》中的岳飞叙述,不利于在民族危机中激发民族意识来抵抗日本侵略;但其中反军阀思想,有利于国民党加强中央权力,又为南京政府所需要。该案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英雄叙述的尺度:尊崇岳飞为民族英雄,突出其反抗外族侵略的一面,希望借助其抗金形象来振发国民志气;同时把岳飞叙述限制于抗金事迹中,弱化其武将身份,警惕其对军阀政治的影响,以加强国家统一。     

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

蒋介石从“三二0”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了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蒋介石并没有像以往一些著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0”之后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的态度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在这一过程中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全面了解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形成或能有所帮助。     

试论“党内合作”的历史局限性——党内合作限制了中共对领导权的争取

党内合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形式,但这种合作形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即限制了中共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这种限制作用突出表现在:孙中山坚持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决不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始终保持着对共产党人的防范心态,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坐大;国民党组织力的加强,为推动国民革命所必须,却又强化着对中共活动的约束;共产党的发展却催生着统一战线走向瓦解乃至最终破裂.中共争取领导权斗争的挫败,决定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结局.     

王的诤臣——胡适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及使命

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他终其一生都将知识分子,包括将他自己,定位为国家、政府的"诤臣",这一"诤臣"的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批评的使命和目的.胡适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要有"面折廷争"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要有鼓励"合法的反对"的大度,而知识分子批评的目的正在于为政府救弊补偏,辩冤白谤.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陈独秀国家统一思想述论

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经历了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他主张国民党、进步党、北洋官僚三大势力平分政权,实行联邦制以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这一时期陈独秀对国家统一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肤浅的乃至于错误的.第二阶段,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提出了通过人民革命方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最终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系列观点,从而构成了关于国家统一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虽存在若干失误,但与同时代人比较,仍不失为最激进、最彻底、最可行的国家统一观.     

关于“网络旅游”的几点看法

旅游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限制了旅游市场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的普及,“网络旅游”必将以自身完善的信息系统弥补现有旅游市场信息系统之缺憾。本文试图由旅游市场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入手,双管齐下,一方面结合“网络旅游”的优势,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展开对目前“网络旅游”中的劣势的分析。     

南京政府时期胡汉民的反腐败思想

作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以其政治家的眼光和清廉的德操,坚决反对国民党1927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即已滋长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他的关于廉洁政府、澄清吏治、守法养廉和司法公平的思想至今仍然颇有意义。     

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

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动员主要包括税收和公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可以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公债信用之优劣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相比而言,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王权受制于其政治-社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受其低效的财政动员的拖累。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忙于应付对德战争无暇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国民党遂冷却了抗战爆发以来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将其寻求外援的对象转向美英两国,美英为加强中国抗战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巨额援助,国民党与美英关系迅速升温,借此国民党积极开展了谋求大国地位和修约外交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