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在辛亥传统叙事框架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逼退清帝,进而交换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这个传统叙事框架在过去特殊年代自有其解读的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从史料发出,用事实论证,多少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本文根据新旧史料最大限度还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心路历程,重建袁世凯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限度。本文认为,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主立宪被各方面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变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

所谓“北洋三杰”,是指清末民初北洋军事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干将,尤其是冯国璋。1911年“辛亥革命”镇压武昌革命党人起义,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前线总指挥。冯身先士卒攻人武昌,扬了北洋的军威,为袁世凯争了名声。大功告成后,冯被调回北京,配合袁世凯逼宫。1912年1月,南方革命党与北洋军阀达成协议,由冯国璋率领北方军界60名将领通电全国,要求改变国体,实行共和。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走投无路,只好宣布退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告终。     

“无量头颅”哪里来——蔡济民《书愤六律》辨析

<正>“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据说,这两句诗出自护法讨袁慷慨牺牲的同盟会会员、护法军政府鄂军总司令蔡济民的《书愤》。由于表现出对袁世凯篡夺武昌首义胜利果实的愤懑,还表现了因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之情,所以经常被人引用,流传甚广。     

共和不和

辛亥,本是一场混合动力的革命。从甲午(1895年)到辛亥(1911年)这17年间,中国内部养成了三种主要的政治动力。第一种是激烈的革命派,与清政府为敌,以颠覆为己任,以排满相号召;第二种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试图改良垂死的政府,并建立宪政;第三种是袁世凯的实力派,以袁氏为核心,以军队为资本,     

刺杀袁世凯的三位黔籍英雄

１９１２年元月１日,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武昌起义,南方１７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而北方一些省份还在清朝政府势力之下,素以狡诈投机出名的袁世凯,却在那些清朝王公大臣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攫取了内阁总理的职位,一面派冯国璋统兵攻武汉,一面派出唐绍仪任和谈代表,与南方的和谈代表伍廷芳谈判。唐绍仪提的条件是君主立宪,伍廷芳提的条件是共和政体。双方还在往返未决之际,孙中山以临时总统名义致电袁世凯,表明临时总统,是暂时担任,只要你袁世凯赞成共和,就虚位以待。这也正中奸贼下怀,他假惺惺地复孙中山电:“君主共和问…     

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

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治出现了种种问题,招致人们的批评。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利用此种批评,称共和制易造成内乱,不适合中国,而君主制则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利于秩序的恢复与立宪政治的建立。由此引发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目,捍卫了共和民主的价值,并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能给予理解,对中国建立共和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伍廷芳与清帝退位优待问题之研究

伍廷芳在晚年隐居后受到革命浪潮的推动毅然投身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作为南方全权代表先后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袁世凯就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展开唇枪舌战。重点争论了退位清帝的名号、居所以及禁卫军编制等问题。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关乎民主共和体制根基的牢固性,伍廷芳坚持施行清帝退位、拥护民主共和,革命立场坚定。优待清帝的处理是伍廷芳综合南北实力,在稳定全局的前提下实现民主共和之选择。     

共和不和——黎元洪与段祺瑞和难，战亦不易

辛亥，本是一场混合动力的革命。 从甲午（1895年）到辛亥（1911年）这17年间，中国内部养成了三种主要的政治动力。第一种是激烈的革命派，与清政府为敌，以颠覆为己任，以排满相号召；第二种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试图改良垂死的政府，并建立宪政；第三种是袁世凯的实力派，以袁氏为核心，以军队为资本，说不上有明确宗旨，惟利益所在，即驱驰所向。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