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

本文把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问题分为三期。汉晋之际,初居敦煌的大族主要独尊儒家文化,他们并未真正信仰佛教;十六国时期,他们在尊奉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开始接受佛教,在思想信仰方面儒释兼行;北朝时期,其佛教信仰有了长足发展,且有压倒儒学之势。这个时期,敦煌大族的思想信仰和文化代表了敦煌宗教文化的发展方向。     

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十六国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同当时的史官制度和史学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比较有效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它主要体现在以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国史编撰制度的初步确立,以及史官职掌和良史意识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

2003年,对西安市楼阁台遗址进行钻探,发现东西并列的两个小城,及城内的主要道路和部分建筑遗址,并在西小城南墙北侧进行试掘,出土遗物大部分为建筑材料。西小城南墙可能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沿用至北朝时期。东、西小城应是自前赵以来,经前后秦、北朝直至隋初长安城的东西宫城遗址。     

帷榻与屋帷：十六国北魏墓葬“饰帷”现象研究

十六国北魏墓葬中出土有帐座、帐钩以及彩绘木杆等遗物,当属悬挂布幕的“饰帷”类器具,其组合、搭建的形式多样。本文梳理了该时期墓葬中出土“饰帷”的实物遗存与图像资料,根据墓室空间布局情况,认为十六国北魏墓葬中的“饰帷”可分为帷榻、屋帷与车帷三类,前两者为主要布置形式。帷榻、屋帷的布局方式可能受到汉晋时期墓葬壁画“饰帷”图像的影响。与汉晋时期墓葬中单独设立的帷帐相比,十六国北魏墓葬中的“饰帷”皆围绕墓主人搭建。该时期“饰帷”用于构建礼仪空间的属性趋于弱化,而普遍突出居室化、宅邸化的特征。“饰帷”文化内涵的转变,亦反映出十六国北魏时期部分南迁草原部族的文化认同。     

理解与重视“老生常谈”的理论与学说

2007年10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在会上指出:从70年代中期至今,在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除开少部分之外,在研究中回避理论问题,致力于具体化、精密化的倾向日益增强,虽然在各自的领域也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不能不说,在此基础之上探索构成魏     

“试与北朝对话”，刍议历史传承下《敕勒歌》的文化创新

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以其天然之妙在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笔,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由刘州作曲的现代声乐作品《敕勒歌》脱胎于有文献记载的北朝民歌《敕勒歌》,其在文学性与艺术性上均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传承与创新。本文将对古代民歌与现代声乐作品进行对比,分析现代民族声乐作品《敕勒歌》中具体的传承与创新之处。     

从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

清代今文经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关系耐人寻味。从学术脉络看,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前后有较大变动。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主今文而不废理学,兼尊意味甚浓。龚自珍、魏源长于经世,不满于理学现状,但不一味否定。戴望、王闿运、廖平则对程朱理学表现出明确的反叛倾向。康有为出入理学,援西学注《四书》,力图扬弃与改造程朱理学。今文经学家对程朱理学的看法,从求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从谋求变法到变道的历程,既说明程朱理学渐失人心,又显示出儒家传统内部蕴含自改革的活力。     

从“文化视角”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治史心路回眸北大核心

治学理念是研究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主观抉择总结出来的,治学理念形成之后,应当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认真践行,并且与时俱进,予以提升、发展,这对学术工作的创新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是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念,主要是将历代史学名著的成就置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中,考察史家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史学名著,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得到继承和发扬,展现出怎样的特质和魅力,对推动社会前进和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运用这一双向考察的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史学演进道路和史学名著进行创造性阐释,发掘其非凡成就、哲理内涵和宝贵价值。在此基础上,考察传统学术的精华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和“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相贯通的内在逻辑。继而,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这也是对“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双向考察”这一理念的进一步践行和提升。     

从战地记者到“文化使节”——试论林房雄在日占区的角色转换及其中国观

林房雄是日本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兼评论家。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他的普罗文学创作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时,林房雄作为随军特派记者来到上海战地,以充满对“支那”嫌恶的笔触写下了战地报告文学《战争的侧影》。北京、上海等地相继沦陷之后,他作为日本文学报国会派遣的“文化使节”,多次往来日占区,参加这里的文学活动,频频发表意在指导中国文学运动的文章。战后,林房雄发表文章为侵略战争翻案,在日本舆论界、文化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侵华时期,林房雄的言论对台湾和中国大陆沦陷区都产生过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军国主义御用文人,林房雄的文化殖民活动招致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受到沦陷区部分人的附和与吹捧。林房雄所描述的“他者”形象,为沦陷区某些文人接受,从而使林房雄的“他者像”与沦陷区某些文人的“自画像”达成“同谋”（或日“共犯”）关系。对中国的蔑视和贬抑态度是贯穿林房雄思想始终的中国（人）观,在他这个没有他者和外部存在的世界里,不断生产的只能是关于“日本”、“日本人”的民族统一性的话语叙述。     

双墩文化的北上与北辛文化的形成——从济宁张山“北辛文化遗存”论起

山东济宁张山J1所谓"北辛文化遗存"实际属于双墩文化,双墩文化北向分布至泰沂山以南的鲁西南乃至鲁中南一带。北辛文化是北上的双墩文化和后李文化融合形成,北辛文化中所谓裴李岗文化因素主要间接承继自双墩文化。     

从封开启步的探究广府文化15年历程——从岭南文化古都——广府文化发祥地——广信文化形态到古广府首府的论证“四部曲”

从1996年3月开始,我们珠江文化学者在封开启步,对广府文化进行了步步深入的系统研究,迄今已有15年历程。在这历程中,我们团结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深入文案研究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写出研究论文,然后以研讨会或论坛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各抒已见,求同存异,每每取得阶段性的学术成果。这些研讨会或论坛,都分别在广府文化的探究历程上,具有四个阶段的标志意义,所以,称之为“四部曲”。     

滇国青铜文化中被遮蔽的猛兽纹饰与符号——兼论昆明羊甫头“鹰爪形木祖”的定名问题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被定名为“鹰爪形木祖”,然而从椭圆状圈纹和脚趾数量来看,云南青铜器上常见的猛兽图像与符号中也有相似的特征。在滇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虎与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仅有纹饰上的差异,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很难将它们分清。随着西汉王朝的势力在滇池周围地区的迅速推进,这种虎豹混同的情况已得到彻底改观。同时,在滇国青铜器上广泛出现的猛兽纹饰与符号成为某种特权的象征,而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可能就是这种族群记忆在漆器上的遗留。     

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从“译名之争”到中国经典翻译

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成为19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由“译名之争”肇始。“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God译为汉语。作为论争一方的主要人物,理雅各的观点也经历过由最初的译“神”到最后的译“帝”的重大转折。这其中理雅各深入中国经典,以大量的例证论证了将God译为“上帝”与《圣经》的并行不悖性,这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从“买办”到“儒商”——晚清商人陈次壬的身份转换与阶层融入

作为晚清新兴的社会阶层,买办背负着负面的社会形象,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身份淡化和转换成为买办超越污名化处境的策略之一。买办陈次壬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其通过诗词酬唱、从事慈善和搜救古籍等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融入晚清文人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并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和认可,淡化了其买办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文人笔下的“儒商”,甚至在其身故后得以入选方志善行列传,成功扭转了被污名化的结局。陈次壬对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积累、经营和运用过程,是通过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并扭转社会评价的一次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非科途出身群体运用传统文化修养的动机、逻辑及机制不啻为晚清绅商研究的又一视角。     

从中日传统剧种演变与现状看两国文化交流之意义——以中国傩戏与日本能剧的传承发展为例

中国的傩戏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分布地域广阔,39个民族受到傩文化的影响.能剧与狂言、歌舞伎、人形净琉璃并称为日本四大古典戏剧,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化的精髓.日本能剧的产生与中国的傩戏有着很深的渊源,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精神内核,特别是表演时佩戴的面具,都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两种古...     

文化本真性：从本质论到建构论——“遗产主义”时代的观念启蒙

＂本真性＂观念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现实、再现以及知识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文化发现,到20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志的文化表述,都以本质主义的观念宣称客观真实及全面地再现文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深入,以及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民族志表述的文化被看作是现实的社会建构,民族志表述的仅仅只是＂部分的真理＂。由此文化本真性的观念从本质论转向了建构论。这种转向,对中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在于：由于参与者的主体性、语境的时效性等因素,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标准很可能遮蔽了文化本身的历史性,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化的传承发展,扼杀文化的生命力。本真的文化不是那些被表述的碎片的、静止的社会事实,而是当地人感受的、体验的、实践着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常生活。我们正在保护的＂本真＂文化,只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远不同于文化本身的真实样貌。作为文化代理人,外来知识精英往往僭越本土文化持有者的主体角色,继而建构本真的文化,但外来知识精英无法回避以下伦理拷问：精英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文化殖民。面对多元、异质、流动的文化遗产现实图景,民俗学应该超越＂探求本真性＂的学术范式。     

“刚柔并进”的文化模式——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解读《菊与刀》

《菊与刀》是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利用文化人类学的原理,通过她自己的“文化模式”思维理论成功解读了日本文化形态之作品,其成就成为各国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菊”与“刀”这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物体,因为日本走到了一起,它不仅仅代表了日本民族中矛盾的民族性格,更是日本民族刚柔并进文化模式的缩影。本文以《菊与刀》这本书为背景,通过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研究“刚柔并进”的日本文化模式,并论及研究背后带来的重要意义,以及为以后研究所引发更多思考和借鉴。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从发交曾国藩“悉心察看”到关怀成才——读《曾国藩全集》之日记、书信中与黎庶昌有关的内容后

黎庶昌上皇帝书,受到朝廷重视,降旨交曾国藩对黎庶昌“考核”,以便今后重用。在曾国藩幕府,黎庶昌直接得到曾国藩教诲。从《曾国藩全集》中,记录与黎庶昌有关的日记及来往书信,可看出曾国藩对黎庶昌的培养。在曾国藩的关怀提携下,黎庶昌成熟地步入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