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一战前列强在哈尔滨面粉工业上的角逐

面粉工业是沙俄对哈尔滨进资本输出的重要行业。日俄战争前,俄国完全垄断哈尔滨的面粉工业;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打破了这种沙俄独占哈尔滨的局面。哈尔滨面粉工业的兴起、发展是帝国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对比变化的一个缩影。     

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研究

为应对外部势力的入侵,中国和日本同时启动了近代军事变革。由于两国国情的差异,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两国军事变革的重心存在很多不同,并最终导致了军事变革的不同结局。其原因在于军事变革指导理论、变革主持者及政治结构上的不同所致。     

近代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探究

<正>中国近代历史上，外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外债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金融手段之一，也是其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等各种权益的重要工具。外资银行作为西方列强金融入侵中国的代理工具，在满足各国过剩资本对华输出需求的同时，负责外债的代理和相关借款的经营。外资银行通过经理政府外债、保管关盐税款，逐步扩大在华金融势力，为其本国扩张在华政治、经济权益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目前的研究主要考察外资银行在晚清政府战争赔款转化为外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但并未有深入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战争赔款外债的深层次原因和深刻影响。外资银行的发展与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密切相关，同时也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本文首先梳理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外债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的具体情形，最后基于史实阐述其深层原因和深刻影响，希冀能以古鉴今，为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升外资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供参考。     

论遵义教案对黔北地区思想文化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越来越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但列强却以此作为侵华的工具,加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侵略破坏。黔北地区主要受法国天主教势力影响,凸显了中西方的政治差异、矛盾及遵义地区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民族性,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具有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内涵。     

近代基督教在浙江

近代基督教在浙江沈雨梧１８４０年以后,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相继踏上中国领土,深入全国各地发展教会势力,辐射基督“福音”。这些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面很广,涉及到军事、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出版和慈善事业等各个领域,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他们在各个方面对中国...     

厦门市鼓浪屿近代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兼评《厦门市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

厦门鼓浪屿建筑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定中英《南京条约》,厦门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列强为了在华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势力,肆意掠夺资源,抢占强租土地,企图使之成为长期侵占中国     

冷战后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与中国安全利益

冷战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主导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亚太的安全利益向纵深发展。同时,随亚太格局变化产生的国际矛盾斗争,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峻挑战。政治安全利益、军事安全利益、经济安全利益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核心成分。政治安全利益内容广泛,包括国家统一、民族关系稳定、反对宗教势力渗透、维护政治稳定等;军事安全利益着重表现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领土完整、防范军事威胁以及军控和防止核扩散;经济安全利益涵盖金融安全、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良好的投资环境、资源安全特别是能源安全、市场安全、运输线安全、海外投资安全等。     

《海国图志》与魏源对“夷变”的“愤与忧”

以罪恶的鸦片贸易作为“唯一的‘开门的芝麻’”,并以罪恶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大门向西方侵略者“永恒”、“体面”地敞开,19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军事势力的大规模入侵,把原来闭关自守的中国强行挟进近代世界的潮流.中国人开始面临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课题:在强大的西方经济军事侵略面前,中华民族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并发展起来?     

南京伪维新政府及其大民会

“七七”事变后,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在内蒙、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傀儡,建立伪政权,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形成以日军为后盾的新谓“国中国”。本文拟通过对南京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其政治团体“大民会”活动情况的阐述,以揭露日军侵华期间,一面建立伪政权,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一面收买汉奸汪精卫,拉拢、诱降蒋介石,妄国蚕食中国的罪恶实质。     

“开明专制”思想的先导——论邵作舟极具特色的政治改革思想

洋务运动时期,新派的改革要求多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学习西方,创办洋务新政,争取富强。邵作舟独树一帜,力主以政治改革为本。认为一国历史文化造就了一国之民性,民性是国家制度的基础;中西民性不同,中西制度必然不同;"开明专制"可使中国迅速崛起。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中西方各有其"势",即各有其发展动力,西方之势在民,中国之势在君。他主张加强君权,同时吸收西方民主因素,以民意为基础进行决策,实即建立开明专制。这些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与军事侵略相呼应.在中国的广泛地区,尤其是军事、经济要地建立神社.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本土神社的延伸,所祭之神是以天照大神、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神灵皇祖,建筑式样也是日本式样,被视为"八紘一宇"、"肇国大精神"的象征性建筑物.日本政府、军部及神道界所设立的在华神社不仅扮演着辅助军事侵略、实施文化侵略的角色,是妄图使中国人丧失民族性的"皇民化"政策中的一环,而且也是统制在华日本人思想意识的工具.     

洋务派在洋务新政中的作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忧外患迫使中国人冷静地思考和反省,终于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和发达,感受到了不如西方的地方。由于西方文化首先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残酷的军事侵略,所以人们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物质文明的优长方面。出于维护大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地主阶级改革派组成的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新式学堂、新式海军等等,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新政。     

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

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王继平湘军的兴起,不应当仅仅从中国近代军事史和太平天国战史的角度来诠释。作为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种因素交汇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作为一个势力集团,它对于晚清中国社会各层面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本文拟将湘军当作一个...     

成都教案综述

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已经开始传人四川。由于四川偏处西南内陆,外国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不可能很快直接伸入,乃利用西方传教士充当入川的急先锋,他们采取或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入四川传教。尽管在清嘉庆年间,清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禁教,但天主教在川势力并未完全翦除。《黄埔条约》后,天主教     

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卡瑟维尔少校报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法在华情报工作

这是1931年7月1日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卡瑟维尔(Casseville)少校致法国国防部的一封信函,主题为“有关法国在华情报工作”,系译者在法国国防部档案馆查阅法国驻华武官报告时所发现.法文原档48页,反映出法国在华情报搜集的关注点为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外国在华活动的相关信息,从政界人物、相关媒体到在华外交官、传教士、警察和情报人员等,来源广泛,无所不包.信函展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和军事风貌,对于了解当时外国在华情报收集工作亦具参考价值.     

"三自政策"与新桂系的军阀政治

"三自政策"是新桂系在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提出的,是30年代新桂系治桂的基本方略.新桂系的"三自政策",打着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动员全省力量,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旨在增强实力,巩固在广西的割据,并准备日后重新崛起.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政治混乱,各派势力都施展各自潜能和手段,巩固割据地盘."三自政策"集中表现了新桂系独具特色的军阀政治.     

再造苏联形象: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援华及其影响

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是抗战初期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是1929年7月中苏断交之后两国首次大规模的友好行为,而且是双方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为维护国家安宁和世界和平的背景下,捐弃前嫌,超越政治之争,联合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所创造出的超过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隔阂的一段历史佳话;既是在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和中国特殊政治区域——"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认识苏联的特殊产物,也是苏联方面重塑苏联形象和认识特殊年代的中国形象的结果。     

辽代世家大族的军事势力

辽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以"用武立国"而著称,作为主要的军事支柱,世家大族的军事势力引人注目.其具体表现一是其强盛的私兵势力,这与世家大族广泛占有奴隶是相适应的;二是由于世代统兵所形成的军事权力和军事影响,这则是由辽朝的军事用人制度所决定的.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当代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具有实用性、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研究内容从单纯的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文化、比较文化、心理发展文化以及影视文化等领域,研究视角大体包括概览性研究、分类性研究、阶段性研究、国别性研究、比较性研究、理论性研究。中国的西方文化史研究是随着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扩张和传播而兴起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的著述大体可分为综述性、专门性、比较性和理论性四类。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西方文化史研究,许多涉及“西方文化史”本体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

高丽王朝建国后,对待中国文化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从光宗时期开始高丽王权开始推行"华化"政策,而贵族勋旧势力则以实行"土俗"的主张相对抗."华化"政策的确立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需要凭藉多种资源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从光宗时期开始,"华化"政策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中国之人,一是引进中国之制.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并不仅仅是政策之争,在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同时它还和高丽精英阶层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与态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