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先走一步决策的演进——从[1979]50号文件到[1981]27号文件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议广东先走一步,邓小平指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广东要求"放权"的"地方话语"由此上升到中央决策。先走一步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广东因为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     

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探索

广东省以其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成为中央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排头兵”,20余年来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广东省原省长梁灵光的文章告诉我们,改革必须寻找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作为突破口,必须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必须善于将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广东省的天时、地利、人和有机地结合起来。广东省在实践中形成的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世纪之交,广东省委领导再次考察民情、研究省情,为广东省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制定了四大发展战略、五大战略新优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者艰辛的探索与突出的贡献。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的“广州模式”探索历程

正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我国重新开始允许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出劳动者可以从事个体工商业,冲破了计划经济的禁锢。第二年7月,在享有全国同等政策的同时,中央赋予了广东"先走一步"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1978—2002年间,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做了可贵的探索,被誉为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的"广     

尺度重构视角下行政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演变的历程,剖析了各阶段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刚性的尺度调整工具,其发生周期、主要类型和动力来源嵌入在国家或区域为提升竞争力所采取的尺度战略及其相应的尺度重构方式之中。广东省的区划演变历程可归纳为"中央授权+中央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中央放权+中央收权"和"广东省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三个阶段性的尺度重构策略变动轨迹。此外,尺度重构可能体现在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由于各时期国家、区域宏观战略的不同,尺度重构的推动主体、内容指向会随之变化,空间生产策略也将进行调整,使得不同阶段对各地域空间赋予的尺度重要性大相径庭。     

边疆开发视域下“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以民国云南开蒙垦殖局为中心

民国时期垦殖作为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关乎国安民利。抗战时期云南边地垦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与博弈。而开蒙垦殖局的设立与发展,可谓是此种边疆开发过程中为实现化边疆为内地,"从新建设农业"的"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具有浓厚的制度创新色彩。     

改革开放前广东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的历史考察

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是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出口货源问题、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采取的一项方针政策,多次载入中央的文件,相关政策沿革和实践发展有一个从探索到推广,在受冲击和破坏后恢复与发展的历程。在中央作出决策和进行全国性规划之前,毗邻港澳、供应港澳市场任务重的广东省,初步探索并建立了一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基地建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后,广东省继续承担探索实践的角色和发挥主力军作用。透过对广东省的个案研究,可以从一个局部观察中国出口生产基地的历史发展,并有望深化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     

“以内治外”——央地博弈下的近代地方财政监督制度设计

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督是央地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地方财政监督近代转型中,时贤先后就省财政清理中部臣与疆臣的监督权限、"联省自治"下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权、地方自治完成后中央与地方民意机关对地方财政监督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财政视察、财务稽核、财政督导、中央补助金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地方财政监督制度主张。这些制度设计主张为近代地方财政监督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至今仍有某些参考价值。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演变探析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深受政治、军事环境影响。最初受我强敌弱和老区经验影响,实行彻底土改,取得一些成效。但随着后来敌强我弱,对形势估量不够和其他主观错误,没有及时转变政策,造成"急性土改",给干部群众造成很大损失。认识到错误后,在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下又实施分地区分阶段有步骤的土改政策。最后根据中央指示重点实施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土改政策演变过程是一个政策日趋符合实际的过程,体现着土改与军事、干部、群众等工作的互动,充满着中央和地方的思考交流,展示着毛泽东的从谏善断、邓小平的求实思考。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非常典型,为全国其他新区的土改提供了重要借鉴。     

震惊中央的“大逃港”风潮

1951年至1980年,29年中,内地的"天灾人祸",与香港的经济差距,迫使大量内地居民从广东非法进入香港,最终汇聚成震惊中央的逃港风潮。对此,邓小平沉静而理性地说:"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回顾历史,作为普通人,曾经为了生存而作出痛楚抉择;作为决策者,曾经为了人民幸福做出了改革开放重大决策。     

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

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常运用一种"试点"的方法,即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摸索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成功的地方经验会被吸收到中央制定的政策中,继而在全国范围推而广之。这种被称为"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是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独特之处,通过这种中央和地方互动的方式,地方的创新精神被有机地融合到中央主导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提高了中国政府整体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中国这种独特的政策制定模式可称为"分级制政策试验"(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构成这一模式的核心部分是"试点"和"由点到面",这两种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反复实践确定下来的,并在吸收当时非共产党人士所进行的社会实验的经验基础上逐步完善成熟。探索这一历史根源,还原其发展过程,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制定方式。     

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

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里,在重大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党委和政府部门、地方、基层之间良陛互动的机制。学界老、中、青年专家学者的创造性意见可以通过各种管道迅速传递到最高决策层;     

《广东改革开放纪事》出版座谈会在广州召开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更好地宣传广东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巨大成就,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编写《广东改革开放纪事》。该书由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负责具体的组织编纂工作,在省直、中央驻粤有关单位和各级市、区、县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最近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广东省原省长刘田夫访谈录

刘田夫（1908-1998）,四川广安人,曾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他长期主持广东省政府的工作,是广东对外开放三人小组负责人,参与广东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为广东全面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探索改革开放和在全国先行一步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从1984年开始至1998年期间,笔者多次对刘田夫进行采访。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将经他生前修改审定的采访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近三十年来的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综述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各个方面。作为政治实践中的一大难题,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逐渐成为当前学者们高度重视的课题。为推进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本文对近三十年来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备参考。一、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概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产生。李治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认为,夏朝就出现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和中央辖属的地方政权。因此,从夏朝开始,我国就产生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周振鹤《中央地方关…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探析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作为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制度形式,是中央与地方间联系、沟通的特殊组织机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产生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下,与中国传统的同类组织相比,实现了制度形式的创造性转换。改革开放以前,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经历了建置、发展与裁撤的演变历程。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得以在新的基础上恢复重建和快速发展,其后又伴随着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急剧膨胀,并在新时期开始了新的调整和改革历程。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的发展演变不单是自身组织形式和制度内涵的变异,更反映了国家宏观制度体系的自我调适和自我完善。     

清末温州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考察

教育转型是清末新政时期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之一,这一转型既有来自朝廷的制度设计,也有地方的自主参与。清末温州地方兴学和经费筹措大多采取士绅"同人集办"的方式,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圈子"往往成为地方兴学的主体。作为其时惟一的府级学务管理机构,温处学务分处虽系官绅合设,但极具绅治色彩。它的设立,不仅促进了地方士绅的集结,使得他们的兴学活动有了体制化的依托,同时也使本地区在兴学事务上较之省内其他地区呈现更多的自主性。概言之,朝廷在学务场域的权力让渡与地方士绅的兴学能动性的互动,促成了一个颇具自主性的地方学务空间,从而使清末地方教育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化"与"地方性"同时并存的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陈云,历史选择了这对搭档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是一场学习会,是对此前开了一个多月、3天前才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进行讨论和学习。或者说,也是一个仪式,一个向党内外、国内外宣布中央工作会议所做决策的仪式。所以,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激动人心的改革起点,要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起。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得不提     

民国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建设与县界纠纷

民国国民党政府掀起乡村建设运动,推动地方自治事业,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其行政区划建设与地政管理仍然十分滞后,导致地方建设事业推动过程中,由于地界的不明晰而县界纠纷频生。广东省亦是如此,本文主要简单介绍民国时期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建设情况与各种不同各类型的县界纠纷情形。     

旅游作用下的地方饮食文化重构及其机制研究——以台湾兰屿达悟族“飞鱼”为例

饮食文化历来都是人文地理领域关注的热门话题;但以往研究较少将饮食文化置于旅游的背景进行考察。文章借用饮食民族志的方法,以我国台湾兰屿岛的达悟族飞鱼饮食文化作为研究案例,探讨在旅游发展下地方饮食文化的重构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在旅游的作用下,地方的饮食文化从传统的体系中"脱嵌",并发生了一系列跨越式变迁与重构;食物的属性、烹调方式及其内涵都发生了形变与重塑。而这一重构的发生正是作为"我群"的原住民与作为"他者"的游客之间互动协商的产物。游客的"凝视"与消费为地方饮食文化的重构提供了基本动力,而本地人的自我学习和文化自审构成了地方饮食文化重构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