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

明清时代,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宗族发展到鼎盛阶段。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已经遍布徽州全境,徽州宗族对村落内宗族成员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别具特色。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

清代徽州,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旺,经济昌盛,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典型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与思考。     

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

明代前期徽人,以歙、休两县为主,承继宋元商业传统,外出经商从不间断.其活动地域十分广泛.遍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主要经营盐、布、粮食、木、茶等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多能获利,有的成为一代富商,甚至数代相传而成商人家族.明代前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奠定明中叶徽商勃兴的基础.     

徽州宗族的经营之道研究以歙县许氏为中心

徽州地区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名宗巨族的避难之所。这些宗族自东晋开始或自北来或自东来,最终在徽州地区生根发芽,繁衍发展起来。而歙县许氏家族,于唐末五代以来由雍州迁至此处,其间历经数次政权更迭,却始终能得保宗族,这固然与徽州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但也与许氏家族经营之道密不可分,同时这些经营之道与其他徽州宗族也有共同之处。故对其研究对了解徽州宗族的组织状况颇有价值。     

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本文利用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地方志 ,论述了明代徽州民间诉讼增多的原因、诉讼的基本内容、处理程序和依据标准等。在明代 ,包括徽州在内的全国许多地区诉讼案件的增多 ,一方面说明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 ,越来越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力 ;另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一点在徽州地区尤其显著     

略论明代工部尚书的乡贯

明代工部尚书的乡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明代的国家政治状况,进而对明代的政治关系有初步的了解。但是由于工部在有明一代不是那么的受到重视,所以研究的人也相对较少,著作也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也只是对工部尚书的简单罗列,没有对工部尚书的乡贯情况多做研究。本文即对有关工部尚书的乡贯加以略论。     

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

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和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所载资料证实,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绝非个别现象。同宗继子乏人是异姓承继的原因之一,保全家产为异姓承继的重要经济因素。异姓承继亦有感情问题。血缘关系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宗祧承继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明清异姓承继的普遍及有关法规的调整,表明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宋代以后的宗族既有发展的趋势,也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     

明清乡约的司法职能及其产生原因

明清时期,一部分乡约已被赋予司法职能,承担起调处民间纠纷、调查取证和勾摄人犯等任务。其所以如此,与明清时期民间争讼纷繁,里老制渐衰和吏役、讼师把持词讼有关。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

明清时期是闽台地区乡约推行较普遍的时期 ,这是闽台社会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地方基层政权与乡绅势力联合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表现。闽台地区乡约的推行既有与当时全国一样普遍性的特点 ,同时 ,又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如乡约与乡族、神明威慑力量的紧密结合等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明清闽台区域社会秩序的作用。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明代中后期,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一是湛若水之学,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明清徽州宗族的分房与轮房——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分房是宗族分化的动态表现,联房则体现宗族联合乃至构房成族的重组趋向.明清徽州宗族普遍实施轮房管理,这种管理形式具有相对平等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特征.     

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特点

清末民初 ,新疆传统的伯克制度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而乡约以其灵活的组织形式和日益强化的综合管理职能等长处 ,适应了当地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 ,从而在新疆得到普遍推广。伴随着新疆乡约综合管理职能的强化 ,出现了乡约与官吏勾结 ,乡约养廉地渐被变卖 ,乡约设置过滥且多为当地头人把持等问题 ,故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危害极其严重。     

清朝至民国时期维吾尔族乡约的权力及权力运作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至民国26年（1937年）,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的是乡约制度。乡约作为政府与维吾尔族民众联系的中介,权力很大。乡约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很少受到制约,民众根本没有参与政权的机会。     

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第一,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第二,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长期经商外地甚或侨寓外地的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或土著化进程中与当地人士结成婚姻;第三,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第四,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