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仓”“库”功能探略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立国二百余年间,修建了诸多的"仓"和"库",并置大量"仓"官与"库"职进行管理。钩沉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归纳辽朝"仓""库"的主要功能为:"内库"私藏,财物可为皇帝随时支配;仓储粮米,用于灾年赈贷及平抑粮价;专库专储,百物各得其用。换言之,辽朝"仓""库"储藏的各类物资,为辽代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明代九边十三镇的月粮折价与粮价关系考释

明代边镇军士月粮,按制度规定,必须照时价折银。而从当时边镇非灾荒、虏患时期的粮价以及月粮售价、军士对月粮折价认可度等方面考察,明代月粮折价反映的是边镇正常年份的粮价状况。边镇月粮折银有例折价、常折价、临时调整折价三种类型,其中例折价与常折价反映的是各边镇粮食价格的平价或常价,临时调整折价反映的是个别年份的价格。根据边镇月粮折价梯级分布的特点看,明代边镇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粮食市场,这符合当时陆运成本极高的市场分割原则。在明代北方的普遍情形是,1市石等于1.67仓石(标准石),故按市石计量的北方及边镇粮价显得很高,以至于普遍认为北方粮价高于南方,这可能是个误区。     

关于镇江宋元粮仓的几个问题——转般仓、淮东总领所、大军仓

综合考古资料以及文献记载来看,镇江双井路遗址发现的南宋八座仓储遗迹,应该是转运司下属的转般仓,而转般仓与南宋淮东总领所及其所属的大军仓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考古发现的一座元代仓储遗迹,应该是在南宋转般仓旧址设置的大军仓。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与其经营方式紧密相关。通过对清代仓储运作情况的考察发现,常平仓通过仓谷买卖获取利润的难度大,成功的个案少;社仓通过借贷仓谷获取利润的难度也很大,出借频率低。乾隆四十五年各地督抚汇报的常平仓盈余数额,充分反映了全国常平仓赢利能力的有限;乾隆五年朝廷有关常平仓采买的争论,显现出清朝官员经济意识的低下;山西义仓和直隶义仓多年的借贷经验,反映了社仓和义仓盈利能力的有限。无论常平仓,还是社仓,其经营理念始终局限在于粮食流通领域获取利润的模式。这种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是传统仓储运作出现困境的重要因素。与仓储紧密相连的清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和经济意识,也不应过分高估。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其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者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者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无论从发展阶段、设置方式、举办形式,还是管理模式、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存在着不同。     

唐宋时期的明器五谷仓和粮罂

正六朝至唐宋时期墓葬中随葬的五谷仓、粮罂,考古学上根据形制有诸多异名,如谷仓罐、魂瓶、堆塑瓶、五联罐、塔式罐、多管瓶、多角坛、盘口瓶、塔式罐等。考古学界根据众多材料,已对其做了诸多分期、分区、类型学研究和综述[1]。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解决:一是不同时期随葬五谷仓的定名没有足够的文献依据,二是对其在丧葬礼仪中的功能存在较多揣测,三是对南北方五谷仓的历史源流及相互影响梳理较少。五谷     

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

应该说,仓储制度既有贮粮备荒、人安而致政洽的社会保障功能,同时又是国家财政中“致财足以制国用”的重要经济保障。而常平仓又是清代仓储运行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清代常平仓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策、财政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灾荒时期的社会保障与救济等各方面均有牵涉,且关系密切,因而研究清代常平仓制度的发展、演变,不仅可以窥察仓储的诸多特性,也将会对清代财政经济史研究领域做出有益补充。     

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

根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不同年代刊印的《户部则例》中的记载,结合有关人口、灾害数据,恢复了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通过分析发现,康雍时期,各地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确定,依据地区规模和人口数量,较为简单和整体划一;乾隆以来,常平仓储额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和西北地区高、中部和西南地区低的格局,它的形成受到了人口数量、受灾情况、地理条件、区域脆弱性和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辛巳年六月十六日社人于灯司仓贷粟历》文书之定年

本对《辛巳年灯司仓贷粟历》进行分析认为,一些学将此“辛巳年”释为921年可能有误,因为执掌“灯司仓”的是慈灯和尚,系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僧人,他在亥年(819)任判官,其年龄不会小于20岁,子年(820)前后又到灵图寺,且财力雄厚,他能活到921年达100岁以上是颇令人怀疑的。而将“辛巳年”释为成通二年(861)大概是恰当的,与情与理均合。成通二年他早已回到了可能就是他出家的“龙兴寺”任司仓一职,此年之后书中再不见该僧的踪迹。     

宋朝政府扶贫济困办法多

正贫穷,是有史以来人类一直力争攻克的社会经济难题。古今中外的执政者都为此不同程度地下过功夫,我国古代历史上,宋代的典章制度相对而言比较完备,如何取得实效,做到扶贫济困,宋朝有其可圈可点的措施。从制度层面力争做到扶贫济困宋代借鉴前朝经验,立足储粮备荒、积粮扶贫的宗旨,常规设置常平仓、义仓以及社仓。常平仓创设于西汉,是以平籴、平粜的方式来平衡粮价的一种储粮机构。该机构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粮价出售。这样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     

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出土釉陶熏炉发微

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中出土有一件釉陶熏炉,其上墨书"苍颉"二字,是目前所见关于仓颉最早的器物资料。史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西汉时期已将仓颉奉若圣人或仙人加以崇拜;经过分析可知,这件熏炉是刘毋智用作仓颉崇拜的礼器。刘毋智作为吴王刘濞亲族,随刘濞迁到吴国,仓颉崇拜应是由刘毋智自合阳国随迁而来,但这件熏炉是南方地区的产品。从对仓颉的崇拜来看,刘毋智应是西汉吴国负责文书案牍工作的吏员。     

河南焦作出土的二联仓、三联仓陶仓楼

焦作出土的二联仓、三联仓陶仓楼在焦作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出土数量较少,是众多类型陶仓楼中的一个新类型、新品种,在汉代建筑明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类陶仓楼在焦作的出土仅限于马作墓群和白庄墓群范围,时代应为东汉中期前后。     

晚清积谷运动的兴废——以四川省为中心

晚清以来,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三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体系逐渐失效.为重振仓政、备荒养民,各省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积谷运动,于各州县普设积谷仓,倡导绅民量力捐谷、就近存储,委任地方士绅经管,官员只司监督,不许胥吏经手,一度积累了数目可观的仓粮,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养民之效,其中以四川省规模最大、成效最为可观.但积谷运动存在根本机制问题,仅停留在运动层面而未形成有效运行的制度,未能革除三仓积弊,仍陷入官府控制仓储管理的旧有模式,负责经管的绅民处处受限,胥吏上下其手,致其最终难以维系.     

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土坝和石坝是明清时期朝廷专用漕运码头,在漕运史上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的形成,详细介绍了曹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以及转运规模等,重点对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通州漕运码头是体现通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加强保护。     

关于吴简注记中的“中”字

吴简中的入粮食钱布、领付受粮食及户口簿籍等简中常见“中”字注记,用笔有墨有朱,部位有中有下,十分引人注意。整理者认为是“州中仓”的简称,但未进行论证。 由于当时缴纳赋税,粮食付仓,钱、布等付库,原有严格区别,库藏同于仓储,注记“州中仓”的简称“中”令人难以理解,整理者的见解没有受到重视。 本文通过考证认为:当时的库往往附属于仓,而在库藏器物上注记仓库简称为中国古代传统,整理者的见解可以成立。     

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建筑研究——兼论宋代仓储建筑形制转变的时间

在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的众多遗迹中,宋代仓储遗迹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作为宋代巴东县县仓的宋代仓储遗迹,包括时间上前后相继、分布范围亦完全相同的地下仓窖和地上仓屋两种仓储建筑。由于旧县坪遗址地处气候湿润的山区,所以在遵守宋代官方仓储法令《天圣令·仓库令》和《庆元令·仓库令》规定的前提下,宋代的仓窖和仓屋在形制、体量和建造技术等方面呈现出了与这种地理、气候条件相适应的特点。而考古所揭示出的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遗迹由仓窖到仓屋的转变时间,与《天圣令·仓库令》宋令、《庆元令·仓库令》所载宋代仓窖到仓屋的转变时间大致吻合。     

通惠河“五闸二坝”

明清时期沿袭旧制,每年向农民征敛大量的实物税——漕粮,由南方产粮大省经大运河(称外漕渠)运到通州,验收后再经通惠河水系(称里漕渠)转输京通各仓存储。为了便于漕粮的验收与里漕渠的通畅,修建若干闸、坝,当时的“五闸二坝”之说,名噪一时,家喻户晓。如今时过境迁,漕运早已废黜,“五闸二坝”也鲜为人知了。     

明代起运税粮按“领价”折银的原则及其适用范围

北方各省起运京边粮料,皆是大户领银到指定京边仓附近买纳上仓,这就为按"领价"折银提供了基础。所谓"领价",就是指大户等从政府领取买纳各仓粮料的额定单位价格,其价包含了运输、盘缠、交易、贮存、上仓等各种费用,故按"领价"折银的折价远远超过了"市价"。京边粮料按"领价"折银的原则具有示范效应,以买纳方式运作的各类起运税粮,其折价多以官定或民间私定"领价"为准。按"领价"折银,不仅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还能相对减轻纳户的负担,是多赢的财政政策,致使明代赋役货币化不可阻挡。     

“社仓归总”——乾隆朝湖南社总仓的建置与制度设计

社总仓,是清代部分直省实行的,将存于私家之社谷归并,并于县内适中之处新建仓廒的政治活动。受益于乾隆初年的经营,湖南省社总仓的推行最为广泛、彻底。社总仓将散贮社谷集聚并予以统计,实现社谷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再分配,为湖南一省社仓在乾隆朝的有效运作提供了资源基础。社总仓的制度设计,为研究清代官方对社仓的定位、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

清代陕西社仓仓谷最主要的来源是用部分耗羡银采买,因此其设立之初规模就比较大,分布也非常广,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分布并不均衡,而且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的社仓发展、衰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