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 ,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 ,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的影响 ,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 2 0 0 2年 5月 17— 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 ,邀请史学界部分学者参加 ,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开展性别史研究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 ,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 ,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的影响 ,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 2 0 0 2年 5月 17— 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 ,邀请史学界部分学者参加 ,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两种资源 双重困境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 ,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 ,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的影响 ,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 2 0 0 2年 5月 17— 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 ,邀请史学界部分学者参加 ,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 ,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 ,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的影响 ,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 2 0 0 2年 5月 17— 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 ,邀请史学界部分学者参加 ,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 ,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 ,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的影响 ,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 2 0 0 2年 5月 17— 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 ,邀请史学界部分学者参加 ,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传统史学、新史学与社会性别史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 ,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 ,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的影响 ,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 2 0 0 2年 5月 17— 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 ,邀请史学界部分学者参加 ,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历史人类学:发现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是否有了可能?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 ,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 ,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的影响 ,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 2 0 0 2年 5月 17— 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 ,邀请史学界部分学者参加 ,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二十世纪中外学者对邢窑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 ,始于 2 0世纪 2 0年代。 5 0至 70年代的邢窑研究 ,虽有较大进步 ,但没有突破文献与器物“对照研究”的局限。 80至 90年代 ,邢窑遗址在河北临城和内丘县相继发现 ,解开了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邢窑之谜”,理论研究和工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行会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早在 1 9世纪末叶 ,就有一些在华的外国人开始以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对中国行会进行考察。进入 2 0世纪以后 ,一部分中外学者开始着手对行会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批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5 0— 60年代中国史学界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 ,行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讨论议题。 80年代以后 ,史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商会、同业公会等近代新式商人社团 ,这一时期的研究同样与行会相联系 ,并且更拓宽了行会研究的视野。相比而言 ,中国史学界对商…     

近年来关于酋邦问题讨论综述

“酋邦”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奥伯格 195 5年根据他对美洲低地土著社会的民族学研究提出的。较早和较系统地提出并阐述酋邦问题的学者是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 ,他将原始社会依其社会演化阶段分为三类 ,即游团、部落与酋邦。“酋邦”一词很快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 ,成为原始社会演变、社会复杂化机制的重要研究领域。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酋邦进而成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对象 ,并被剑桥大学的柯林·伦弗鲁称为史前研究的“新概念”。中国学者在 2 0世纪 6 0～ 70年代对此还一无所知 ,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83年 )使国内读…     

“文艺复兴”同时代的中国

与“艺复兴”同时代的中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社会变革、化变迁的时期。明代中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但封建专制使中国社会依然沿着原来的轨道滑行,与西方形成巨大反差。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社会史研究也许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中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领域 ,因为它的有关理念萌芽发端于该世纪初 ,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 ,到世纪末又成为中国历史学术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社会史研究也是最难加以评价的一个领域 ,因为关于“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多有歧见 ,因此把哪些研究成果归入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并对之进行概括总结 ,就变得极为棘手。其实从 2 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社会史复兴开始 ,就一直有部分学者注意对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史研究进行总结 ,各种综述性的文章甚至专著都屡见于世 ①。但作者一般是按照自己对社会史的理解 ,…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美边疆历史研究比较

19世纪末到 2 0世纪 30年代 ,以佛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erickJacksonTurner )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与中国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群体 ,在各自的领域内进行学术上的探索和社会现实中的实践 ,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种研究有共同之处 ,又因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呈现许多不同 ,甚至导致了本质的区别。一、1 9世纪末到 2 0世纪 30年代的中国西北边疆研究1 9世纪末至 2 0世纪 30年代 ,中国的边疆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 ,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向现代边缘学科演进。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 )鸦片战争后 :“经世致用”的…     

“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华银投资控股公司共同主办的“严范孙、张伯苓学术论坛———‘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 ,于 2 0 0 1年 4月 6日至 8日在南开大学召开 ,莅会学者有 80多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泽华教授做了主题报告。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思想与社会” ,集中讨论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问题。主要议题是 :关于中国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回顾与评估 ;关于中国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专题研究 ;关于家庭、家族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等。有关的学…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

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的新著《宋代的家族与社会》①是作者多年潜心探索的结晶,既总结以往,又面向未来,往复于抽象与具体之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一80年代:以“义门”为研究重点有学者指出,宋代家族“真正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②的确,80年代在中国当代     

大国优势与清前中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正20世纪30至8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展开了三次大讨论,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清史学者着重从清代前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雇佣劳动的变化等方面展示清代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局限,认为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一样,17—19世纪的清代经济正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突出表现为清代经济中已经孕育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萌芽。此后,吴承明、许檀等学者在反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突出清代经济中市场需求与专业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发微

<正>明清时期是帝制中国的晚期,积累了数千年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思想演进、社会生活变迁、阶级关系调整、文化与科技创新之成果,在此基础上,按照自身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在默默前行。虽然,来自国内外的滞碍很大,但学界的独立探索却从未停止。所谓“中国历史停滞论”,“西方中心论”,“明代倒退论”,中国明清时期“有增长无发展论”“过密型商品化论”等,被中国学者的经验实证研究结论所突破,帝制晚期中国道路的探讨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举行

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办的“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2年 1 2月 1 2日～ 1 3日在南京召开 ,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及港台地区的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近 80名中青年民国史学者与会 ,就“40年代的中国”为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及讨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研究馆员等 5位中青年学者与会 ,提交论文 5篇 ,其中马振犊应邀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思想理论简析》为题作了大会发言。会议还就自第一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     

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2年 1 2月 1 2日至 1 3日 ,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及加拿大共 80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收到论文 60余篇 ,报告论文 49篇。会议选择以“1 940年代的中国”为主题 ,与国际民国史学界对 2 0世纪 40年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近年来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反映。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指出 :40年代是 2 0世纪中国历史重要的嬗变期 ,蕴涵着中国历史演进的多重信息。政治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背后 ,是中国各阶层对国家、民…     

明代史学研究述评

正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促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史"概念,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汉唐等史学发达的朝代,受清人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明代史学不如其他朝代。进入21世纪,随着对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