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军事区划体系研究——兼论辽代“道”“路”诸问题

《辽史·地理志》所言“兵事隶/属”指州、军、城在军事上隶属相应军事机构;仅言“隶/属”者,指民政、军事皆由军事机构管理。《辽史·地理志》其他未载明“兵事”隶属关系的州、军、城隶属于五京留守或留守兼任之军事机构长官。《辽史·地理志》提及的军事机构,可分为高级与中级两个层级。二者辖区加上节镇,共同构成辽朝三级军事区划。高级军事区划“军事路”共九处,包括“五京路”和西北路、西南面、东北路、辽西路,覆盖辽朝全境;中级军事区划位于高级军事区划内,往往为高级军事机构分支机构或因事而置,且时常调整;低级军事区划即节镇辖区。辽朝军事路与五京道、财赋路划分并不完全一致,军事路的设置受到五京道影响,物资则依靠财赋路提供。     

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监军”、“都监”诸问题

前贤在论及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时,依据的史料多是《续通典》卷33《职官十一》,由于其史源为《辽史·百官志》,又《百官志》的记载存在各种问题,从而误导了对辽代军事监察制度的认识。辽朝建立了一套完整周密的军事监察制度,至少有行军监军、招讨司监军、驻军中的监军三种类型。监军的职责主要为监督地方官、管理驻军,有时亦亲自带兵执行作战任务。辽代方面性军事机构,如统军司、招讨司等,因带有军管性质,故其监军有时亦负责民政事务;根据辽代凡有军队之处,无论是行军还是驻军,皆设有监军这一特点,对《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监军"、"都监"的记载重新进行审视。     

辽朝人口总量考

<正>关于辽朝控制下的人口总量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结论从不到230万到1000多万,相差四五倍之多,从早期至近期,估算的数字呈逐步增多的趋势。②本文试谈些个人的粗浅认识,以求正于学界先达诸君。辽朝控制下的人口可分为五个部分:五京州县人口、诸斡鲁朵人口、诸部族人口、属国属部人口以及僧尼、流民等不入籍人口。《辽史》卷四五《百官志》:"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就是包括前四个部分。有学者根据《辽史》卷三五《兵卫志》单列御帐亲军条,而独     

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

辽代因俗而治,百官分为北面和南面两大体系。《辽史·仪卫志》记服饰制度称:"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所谓国制,就是指契丹服,宋人曾称作蕃服;汉制就是指中原地区汉人所穿的汉服。《辽史·仪卫志》记载的服饰制度,原本于《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契丹国志》和《辽朝杂礼》等典籍,由于年代久远,记录多有遗漏,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谬误百出。     

差异与变迁——《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刺史州异同探赜

《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对刺史州记载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两书史源不同;二是两书采摭刺史州的时段不同。《亡辽录》由原辽朝进士史愿所作,记载的是乾统(1101—1110)中至天庆五年(1115)间刺史州的设置状况。《辽史·地理志》著录的是重熙(1032—1054)中刺史州的情况,其源于重熙十三年(1044)所修《实录》。但两书均无法展现有辽一代刺史州变化的全貌。     

《辽史》二“秃里”

《辽史》中有两个秃里。《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辽会要》卷二0《边域二·阻卜》：大安八年冬十月，“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哈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刺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     

2009—2010年度黑龙江省辽金史研究成果综述

<正>2009—2010年度黑龙江省的辽金史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辽金史学界发表论文共29篇,内容涉及辽金政治、制度、经济、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人物研究、考古文物、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以下对论文分类介绍。一、政治史、制度史姚雯雯(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系)《论辽朝汉族官僚群体的地位及其影响》(《东北史地》2009年第1期)通过检索《辽史》和《辽朝石刻文编》中相关记载,     

《辽史·兵卫志·兵制》探源

元修《辽史·兵卫志》开首所记"兵制"一门,是现存文献有关辽朝军制最为集中、系统的记载,历来被看作相关研究的基石。然夷考其实可知,这篇重要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论全为旧史原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乃元末史官根据宋朝国史《契丹传》及《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宋会要·蕃夷·辽》所增纂。在撰作文本的过程中,元人对南北两个不同文献系统进行了拼接、杂糅,使得本属南朝异邦有关一时一地的记载,被混同、拔高为有辽一代之常制,对今天的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和误导。这一典型案例或可深化学界有关《兵卫志》乃至整部《辽史》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的认识。     

治道与志道：清代甘肃道志编纂研究

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修纂的特殊方志类型,是地方道制变迁的产物。道在名称上不能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故道志有“直接以道命名”和“不以道命名”的两种情况。由于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的特殊性,清代甘肃出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两种不直接以道命名的志书。从表面上看,道志的编纂首先以其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看似与道无关。其实,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修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可称作“以地存道”的书写方式,既由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修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     

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金代文字刻砖,印证了城四家子古城为金代新泰州,即辽代长春州.同时也印证了金朝时实行的"入粮鬻官"制官制.本文还分析了辽代长春州的建置背景及作用.     

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

一辽朝科举始于何时关于辽朝开始实行科举的时间,在《辽史》中有这样两条明确记载:《景宗纪》保宁八年(976)十二月戊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圣宗纪》统和六年(988),“是岁,诏开贡举”。大概正是根据了上面两条材料,出于元人之手的《辽史》卷一百三《文学传》“序”这样写道:“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     

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

辽中期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日趋成熟和完备。如同中原诸封建王朝一样,它也有一个号令一切的朝廷。辽的朝廷设在“捺钵”,《辽史·营卫志》将其译为“行营”。捺钵是辽朝创立的中国封建王朝史上独特的政治形式,正确了解捺钵在辽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它和斡鲁朵、中京的关系,可以说是使辽朝官制及其全部政治     

辽代汉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释

本文对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梁家屯北山辽墓出土《永清公主墓志》碑汉字内容进行考释,指出碑文证实了契丹族对炎黄子孙的认同,并参照《辽史》记载考证了碑文涉及的众多辽朝皇亲国戚。文末附有墓志全文。     

再论西夏的地方行政制度

西夏地方行政建置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景宗元昊统治时期为代表,实行监军司一州(城)二级制,主要的地方行政组织有监军司、州(府)、堡(镇)寨等。后期以仁宗统治时期为代表,实行经略司(路)—监军司—地边城司三级制,主要的地方行政组织有经略司、府、军、郡、县、监军司、城、寨、堡等。另外,在农业地区还并行有负责赋税的转运司(路)—郡县二级制。西夏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效仿宋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二是以军统政,军事主导的色彩浓厚;三是因地制宜,在政区级别上适时调整。     

中元节与辽朝皇帝的“迎节”、“送节”

本文认为,《辽史·礼志》所载的辽朝皇帝的“迎节”和“送节”与当时中原地区中元节祭祀先人之亡灵的习俗是一脉相承的,是一种契丹化的中元节。     

辽代节镇体制研究

辽代节镇体制与晚唐五代一脉相承,与宋代节度体系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辽代节镇除本州(治州)外,亦下辖支州(属州)。节度使通过带本州刺史衔管理本州,同时加观察使衔统领支州。《辽史·地理志》关于"节度州"统刺史州的说法不够准确,应为"节度使"统州。辽代节镇在行政、军事、财政上直接隶属于中央。辽代实行的是中央—节镇—州—县的管理体制,节镇为辽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这是唐五代节镇体制与辽代地方分权政治结合的产物。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辽朝户口类型考察

《辽史》户丁多所疑窦 ,使研究者倍感棘手。笔者试图运用仅有的文献资料 ,通过对辽朝户籍制度的剖析 ,提出辽朝户口类型问题的见解。     

李锡厚《临潢集》评介

李锡厚先生自 1978年投师陈述先生以来 ,在辽金史领域辛勤耕耘二十余年 ,是当今辽金史学界一位很有实力的学者。新近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临潢集》 ,汇集了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是辽上京临潢府所在地 ,李锡厚先生在此书后记中说 ,二十多年来 ,他“日所见、夜所想几乎无不与这座千年古城有关” ,因此这部论文集便取名为《临潢集》。此书共收入论文 2 1篇 ,除 4篇讨论宋代土地制度等问题之外 ,其它 17篇都与辽金史有关。其中有 15篇是研究辽史和契丹史的论著 ,内容涉及辽朝政治体制、捺钵和斡鲁朵制度、兵制、法律制…     

辽代头下州探索

在契丹人所建的辽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京府州县,但契丹民族也因当时历史环境和本民族自身发展进程的需要,有所创造,于是出现了允许私人自建“头下州”的制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对于辽代的头下州,目前还未见学术界有更多的研究,有些问题未得阐发。笔者三十几年来先后对一些辽代头下州城进行过实地调查,对头下州的建置及其历史意义有些微小的认识,觉得辽代头下州的建立,对草原牧区的开发与文化的传播,有它特殊的地位。但辽代头下州文献记录残缺不全,甚为混乱,有必要加以整理,因此对上述问题,略作一些探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