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

赊旗是清代河南著名商镇之一 ,但文献记载较少。利用该镇山陕会馆保存的碑刻等资料考察显示 ,赊旗的兴起约在康熙初年 ,清代中叶达到鼎盛 ,同光年间曾再度辉煌。赊旗不但是河南中西部及山陕地区与南方数省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 ,也是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转运通道。同光年间汇聚该镇的行商、坐贾有千余家 ,年经营额估计可达四五百万两     

明清时期的开封商业

本文对明清两代开封的商业结构、功能以及空间分布的变化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并依据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对清代中叶开封的商业规模进行了估算。     

清代河南农村商业交流状况

商业是社会经济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的商业活动,其发达程度,往往被作为考察某个社会历史阶段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因此,考察某个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就不能不对其商业交流状况进行必要的考察。在清代,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河南农村商业交流也有较大的发展。它首先表现在农村集市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从清代各县的集市情形看,绝大多数呈增长     

河南会馆建筑雕刻题材中的商业文化

河南保留的明清会馆,大多数为秦晋商人所兴建的商业会馆。这些会馆建筑规模较为宏大,布局严谨,雕刻技艺精湛,尤其在建筑雕刻题材的选择上别具匠心,诚信、重义、同享、儒雅等商业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商业观念既是其经商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集文化、艺术、理念、愿望为一体的艺术表现。     

周口关帝庙柱础雕刻艺术阐释

周口关帝庙,又名山陕会馆,是清代中晚期旅居周口的商人集资兴建,现存建筑140余间。留存下来的柱础结构形态丰富,装饰题材范围广泛,雕刻工艺技法全面,表现手法多样,体现出建筑艺术与装饰艺术的高度统一。     

中原地区晋商会馆的平面形制与空间特色

中原地区指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山东的部分西部地区,河北的部分南部地区。其位置为水陆都会之要冲,是山西商人进行南下贸易的必经之地。在此区域内所建最早的晋商会馆是明嘉靖年间建于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     

南阳社旗山陕会馆建筑雕刻中的商业文化

本文以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山陕会馆的雕刻题材为例,通过对明清时期商人的经商理念、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等的分析研究,挖掘蕴藏在会馆中的商业文化内涵。     

从碑刻资料解读清代上海会馆公所的习俗

上海的会馆公所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清中叶达到鼎盛。文章以碑刻资料为考察中心,解读清代会馆、公所的习俗,挖掘清代上海会馆、公所的社会组织民俗的深刻内涵,为丰富清代社会民俗史和社会民俗学的研究做了初步尝试。     

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

清代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一直被视为一起重要的文字狱,本文则探讨伪稿在清代走向鼎盛时期是如何在社会上传播的。笔者认为:各个层级的商人是伪稿案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通过商业中心的商行、会馆获得信息,再通过商业网络将伪稿传向不同区域,成为当时基层民众表达和发泄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政治文化心理的一种方式。这种商业社会消解着清朝的国家力量,让看似高效、强大的督抚力量在查办伪稿案时一筹莫展,让皇帝无可奈何。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聊城是清代中叶山东运河沿线的重要转运码头,经由该城转运的商品以绸缎、布匹、皮毛、纸张、茶叶等为大宗。绸缎、纸张、茶叶等南来商品的转销范围大致包括鲁北、冀南、豫东以及山西;棉布和皮毛制品则为东昌本地所产,主要销往西北和口外。依据会馆抽厘率折算,乾隆初年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每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从低折算也达到210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已达每年200万两;道光年间以1‰的抽厘率折算为300万两,若以0.3‰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北舞渡是清代河南著名商镇之一。该镇商业以粮、油等本地农副产品的集散 ,纸、糖等南方杂货的转运贸易为大宗。北舞渡自身的腹地范围虽然有限 ,但作为周口与赊旗两大商镇之间的水陆过载码头 ,其商货往来范围可及秦晋吴楚乃至湘粤等数省。在清代中叶该镇的鼎盛时期 ,贸易于此的行商、坐贾估计可达四五百家     

明清时期豫北的商业重镇清化——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化镇是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的重要商镇。该镇兴起较早,明嘉隆年间已相当繁盛,清代继续发展。汇集清化的客商以晋商为多,实力也最强;清化本镇和怀庆帮商人也为数不少,其实力在清代逐渐增强。该镇地处河南、山西二省交界,是豫、晋二省间的商货转运枢纽。由山西南下的商品以铁货为最大宗,主要销往河南各府以及山东、直隶,兼及江南、湖北;从清化北运的商品以南方杂货为主;粮食、药材、花炮、竹器是清化本地输出的重要商品。该镇商业以南北商货的转运为主,故为流通服务的行店业、金融业也具相当规模。     

明清时期福州的商贸与会馆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商业繁荣、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人口的发展和迁移、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分工的加快,在沿海一些工商城市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横向交流,会馆组织正是在这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最初的会馆是明永乐年间的芜湖人在北京设置的芜湖会馆,属于为同乡官宦聚会和仕子赶考寓居目的而建的。商人会馆直到万历年间才在苏州出现,继而进入京师,再向全国各地扩散。在北京、上海、     

清代内河商业交通考略

清代,由于地区间物资交流的广泛发展,商业交通异常活跃。在近代铁路、公路、轮船等运输手段运用之前,木船运输成本较其他运输成本低,因此,商人在开辟商业交通时首重水路运输。可以说,至清代中晚期,凡能用于商业运输的内河水道基本上都得到了开辟利用。各河流上游的水上运输的开发成为这一时期商业交通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拟对松花江、辽河、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闽江、钱塘江各水系的航运终点作一粗略考察,以便形成一个基本的内河商业交通鸟瞰图,明确内河商业交通在当时全国商业交通中的地位。为了方便起见,把流域十分广阔的长江水系划分为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川江水系(三峡以上,四川省境内的长江)、汉江水系。而对各河干流及运河的航运码头不做具体考察。     

浅谈河南会馆的建筑艺术

会馆,旧时亦称“公所”,作为一种联络同乡、同行,并为之服务的封建团体或机构,“会馆”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早在汉代,京师已出现外地同郡人的邸舍。南宋时,杭州已有外郡人为同乡谋公益的组织团体,作为一种建筑形式,会馆建筑在我国古代建筑中也是别具一格的,就河南境内的会馆建筑而论,现存的尚有十余处,大多数为清代中叶前后所建造。外省和本省在射也建的会馆计有“开封山陕甘会馆”、”南阳社旗山陕会馆”、”洛阳潞泽会馆”、”洛阳山陕会馆“、“南阳唐河陕西会馆”、“舞阳山陕会馆”,     

从湖南的地方志看清代前期湖南商业

从对地方志资料的研究,可见清代前期的湖南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矿业的发展,商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一、商品种类的丰富多彩;二、一支以外省商人为主和本地商人为辅的相对庞大的商人队伍基本形成;三、一批商业中心和较为有名的商业行业的建立。清代前期湖南商业的发展活跃了湖南地方的经济,加速了湖南商品的流通,带动并促进了湖南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为湖南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朱仙镇是清代著名商镇之一。其兴起约在明代中后期,康熙、雍正年间迅速发展,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全镇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在该镇汇集的商品除相当部分供应省城开封之外,流通范围大致可覆盖河南北部的开封、归德、彰德、卫辉等府。     

旧时的南京会馆

会馆,乃中国封建社会一些都市里外籍（外省、外县）同乡同业商人和手工业组成的民间团体的统称。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那些民间会馆渐渐被商人主持,注入了更多商业内容,逐渐变成地域性商帮（同业商人）的活动中心,成为同业或相关行业的商帮会馆。明嘉靖年间,会馆发展迅速,福建人在南京广艺街修建了福建莆田献会馆,这是南京最早出现的一家会馆。接着广东人、江西人、湖南、湖北人又先后在南京新建了潮州会馆、江西会馆（评事街）和三楚会馆（赛虹桥）。清乾隆年间,是会馆建设的鼎盛期,全国各、府在南京建造会馆达40多处。清名藏书家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说：“金陵五方杂处,会馆之设,甲于他省。”这些会馆的取名,一般以省名、地名命名或以地名简称为名。如南京的陕西会馆（明瓦廊）、可容500人住宿的山西会馆（颜料坊90号）、山东会馆（陡门桥）、歙县会馆（石坝街）等。     

河南旧志商人传记略析

河南旧志中存有大量的商人传记,这些传记多数被收录在孝友、义行、孝义等条目中。不同条目下的商人传记,往往包含着写作者的社会立场、价值取向和思想主张,因此把握地方志中商人传记出现的历史进程,辨别地方志中商人传记的史料性质,厘清史料价值,是合理有效利用此类资料的基础。河南旧志中的商人传记对于研究慈善事业史、商业经营史、婚姻家庭史、灾荒救济史等不无裨益。     

清代山东周村镇的商业

周村是清代山东著名商镇之一。其兴起在康熙-乾隆年间,清代中叶迅速发展。云集周村的各省客商中,北方商人以晋商势力最强,南方商人则以福建为多。道光年间汇聚周村的商人商号可达八九百家乃至千家。周村从南方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绸缎、杂货,在本地集散的商品则有棉布、生丝、丝绸、茧绸等。清中叶以降,周村开始从单纯的商业中心向加工制造业中心转化,其所产棉布、丝绸不仅占领了东北、华北的广大农村市场,且有一部分打入城市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