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三年来鼎铭中的“历人”即《周礼》中的“校人”

新出土的卌三年来鼎铭中王命来“官司历人”,通过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历人”即《周礼》中的“校人”。     

卌三年逨鼎铭中的"历人"即《周礼》中的"校人"

新出土的卌三年逨鼎铭中王命逨"官司历人",通过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历人"即《周礼》中的"校人".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铭铜器小考

本文对重庆三峡博物馆旧藏的三件有铭青铜器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斝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作器者""属于""族,该族自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顾龙纹鼎、夔纹鼎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二器铭文从字形、内容等来判断应属于后刻伪铭,均有所本,分别仿自西周晚期的虢姜鼎铭、昜叔铭。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当鼎铭文考释

前两年,山西省新世纪文物发展中心从晋南临猗县收购了一件汉代铜鼎,鼎腹侧刻有铭文,我有幸看到此鼎,颇感兴趣。现将该鼎的时代与铭文考释如下,供有关学者研究参考。鼎呈扁圆形,盖与腹子母扣合。腹为敛口,口舌内折。附耳微内倾,蹄足内侧平齐。腹中部有凸棱一周,外底中间凸出一小道铸痕。隆盖上分置三环钮,钮系扁长条作桥形,顶端有乳突。鼎盖略大于鼎腹,可能为早年后配。鼎整体素面,腹面銮金,鼎腹相当完整（附照片地在鼎腹上部一侧横排直刻铭文一行,为“当赔一斗．半升”六字,其中“赐”字疑后填（见图片）。通高18．6、口径1…     

韩国金海良洞出土西汉铜鼎续考

韩国东义大学博物馆从1990年11月起,在庆尚南道金海市良洞里的伽倻古墓群进行发掘。其第三次发掘系由1993年9月开始,至1994年1月结束,所掘332号土圹木椁墓,属于公元3世纪前半叶,却出有一件有铭文的西汉青铜鼎。当时有韩国学者把鼎铭照片电传给我看,汉城的《东亚日报》也作了报道。据此我写了一篇小文,     

膳夫山鼎舆周厉王在位年数

据南阳出土仲鼻父鼎等,知周夷王有未嗣位长子监伯,其後为监氏。监伯女监姬嫁新宫叔硕父,生子名山,作膳夫山鼎。鼎铭纪年为三十七年,记山任为王司饮酒职务。由监伯以下年龄估算,三十七年只能属於周厉王,从而证明《史记．周本纪》厉王年数是正确的。     

哀成叔鼎铭考释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们在洛阳玻璃厂发掘清理的M439号春秋墓中,出土有哀成叔鼎、豆、(钅和)三件有铭铜器。其中,哀成叔鼎的腹内有阴识铭文八行,五十四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样的长篇铭文在春秋战国时期颇为少见,故此鼎出土后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同志都著文进行考释,使鼎铭的内容大体上得以通读。但是,对这件鼎铭的释文、人物和鼎的年代诸问题,各家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现将我1973年草     

釴鼎考识——从山西大河口墓地出土霸伯方器的定名谈起

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出土一件霸伯高圈足方形铜器，发掘报告称该器为“方簋”，但其铭文却自名为“釴”。本文从此器入手，对与之相似的铜器的定名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这类器应该定名为“釴鼎”，并对这类鼎进行了整理与研究。     

“鼎”“镬”“锅”的历时演变及其在现代方言中的地理分布

本考察了“鼎”、“镬”、“锅”三个词在历史献中的出现情况及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地理分布。试图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对“鼎”、“镬”、“锅”的历时演变进行新的探索与分析。     

“鼎”“镌”“锅”的历时演变及其在现代方言中的地理分布

本文考察了“鼎”、“镬”、“锅”三个词在历史文献中的出现情况及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地理分布,试图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对“鼎”、“镬”、“锅”的历时演变进行新的探索与分析。     

论战国楚系墓葬铜鼎的拼凑和调整

楚系墓葬在战国时期执行一套较为规范的用鼎制度,大多数情况下这套制度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也有例外,如曾侯乙墓选择1件子母口鼎与1件箍口鼎拼凑出一组2件“鐈鼎”,九连墩M1以箍口鼎代替折沿鼎表达鑐鼎功能。本文以丧葬遣策为线索,利用包山二号墓考古资料对战国时期楚国丧葬礼仪进行复原,进而发现鼎的使用会根据葬礼实际执行时的礼仪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楚墓偶数用鼎制度辨析

很多人认为偶数用鼎制度是楚的特色,但从周礼文献的相关记载看,周代在祭祀时是普遍使用偶数鼎来盛放祭品的;从商周时期各地的考古发现看,墓葬随葬“偶鼎”的现象起源至少可上溯到早商时期,经过西周中期以来的礼制变革,形成东周常见的以相同形制配对的偶鼎制,其流行范围也不限于楚地;偶数鼎在楚墓中随葬的整体比例并不是很高,而且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因此,所谓楚墓“偶鼎特色”并不如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彰显,其背后也并不具有部分学者所构想的社会意义。     

淅川徐家岭M11出土文字资料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河南淅川徐家岭M11出土小口鼎及浴缶的有关资料作了详细介绍,并将其年代定在战国早期前段。进而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鼎铭"长贎之"及仆儿钟铭"余贎乘儿得吉金镈铝"的"贎"皆应读作"赖";"大尹"为官名,初见于出土楚文字资料,可补文献记载之阙;该墓的墓主应系男性,即小口鼎铭中的"■大尹嬴",而非过去所认为的M10的墓主薳子昃之妻蔿夫人■,小口鼎与浴缶分别系其二位夫人■与巠的器物。     

膳夫山鼎年代再议

膳夫山鼎是解放前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北岐山一带的一件西周铜器,因为该鼎铭文所载历日、年、月、月相俱全,且为长篇铭文,因而其确切年代归属问题就成为学术界迄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本文结合各位学界先贤的意见,从膳夫山鼎的形制、铭文书体、铭文内容中关于“膳夫”这一官职的演变、西周礼仪制度的演变诸方面入手,和同时代的器物作类比,并结合文献资料,从而判定膳夫山鼎当属于周宣王时期器物。     

殷周(己其)方非箕子辩

一 1989年9月15日《中国文物报》第三版载有黄锂同志《公太史鼎与长子狗鼎》一文,读后觉得启发很大。我又重读了《江汉考古》关于黄陂县鲁台山M30的报告,此墓共出铜器19件,7件有铭。其中一件圆鼎铭“长子狗作文父乙尊彝”,另一件残卣圈足内底铭“□□□作父乙尊彝”,前三字拓本不清,疑以为“长子狗”的残泐。如是,则长子狗铜器当有两件(?)。长子狗是作器人名,原报告以“狗”为“长子”名可取。子,是否爵名,尚无直接证据。长为国名大体可以肯定。周初金文有两爵一尊均铭“长唯壶” (《善礼》7、62;《三代》8、18、19;《美录》A404、R259),穆王时有“长鬼作宝尊簋”,还有一件“长汤匜”(《三代》17、28、 3)。战国时侯马盟石有“(?)徒自质君所”,这些器物铭中的“长”字为族氏国名大可无疑。 但“长子”联名在甲骨文中都有,甲骨文:“其又长子,惟龟至,王受佑”(《后》上、     

《■师》新解

利簋铭文中的“■师”或称作■、■、柬,屡见于戍嗣鼎、宰椃角、父己簋、王来奠新邑鼎诸器,它是商末周初的一个重要城邑。但是,“■师”的地望何在?史学界认识不一。搞清这个问题。对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师”即偃师。兹粗抒浅见,以求指正。现将有关诸器铭文简述如下: 1.戍嗣鼎铭:“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     

周代前期用鼎制度新探

周代前期墓葬中的用鼎、簋情况具有多样性,存在至少两种用鼎制度。西周早中期受商文化的影响,随葬鼎的数量、形制不一。西周晚期形成了属于周文化的用鼎制度即列鼎、列簋制度,其中"公"级称谓国君随葬7列鼎、6或8列簋,"侯"级称谓的国君随葬5列鼎、4或6列簋。伴随列鼎、列簋制度的还有复古明器组现象的出现。这两种现象的产生正是在两周之际社会动荡变迁中,诸侯国贵族追求身份地位认同、社会等级规范化的结果。     

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

<正>目次一盂鼎旧拓五种二早期拓本的流传与"二白"本三关于全形拓四馀论一盂鼎旧拓五种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即编号8594,签署"南宫盂鼎";编号8595,签署"盂鼎拓本";编号9716,签署"周盂鼎全形_(三百未剔初拓本)";编号9724,签署"盂鼎铭旧拓本_(文中二百□未剔作三百人风雨楼藏本里堂题)";编号9725,签署"南公鼎拓本_(耦园藏)"(图版壹,1—5)。均作立轴式。其中8594、8595于"1979年12月购自吴湖帆",另三种来源未详。下面分作简介。     

饮食·男女·鼎新——《易经·鼎卦》及“鼎新”之义的发生新解

象征思维是《周易》古经的主要思维方式。同一事物具有多向多重象征功能。传统上从鼎是国家之象征的角度解释《鼎》卦及“鼎新”之义的发生与《鼎》卦本义不符。鼎之本用是一种烹饪器具,古代化中烹饪器具、食物、饮食行为等皆曾象征、隐喻“性”。作在对《鼎》卦中的隐喻、象征意义进行深入发掘的基础上对全卦进行全新的诠释,认为《鼎》卦本义是围绕男女婚姻性生活的占筮,其中以“鼎颠趾,利出否”隐喻停妻纳妾,因之发生“鼎新”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