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吐魯番文書中的“部田”

在中古時期的吐魯番,田土的種類中有"部田"、"常田"等。但何爲"部田",學術界則衆説紛紜,莫衷一是。本文認爲,部田可能與水利灌溉的關係最爲密切,因爲吐魯番主要靠天山的雪水灌溉,土地的好壞取決於是否有灌溉用水,並隨灌溉用水的有無、多少在變化。部田在文字上與薄田相通,中古時期的"白田"指旱田,而從音韻學、文字學角度考察,薄、白又相通,即"白田"之"白"與"薄田"之"薄"也是相通的。由此可知,"部田"是旱田,是無法澆灌或不能盬C水利灌溉的土地。與其相對的"常田"則是能夠保證水利灌溉的土地。     

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

简牍表明,孙吴把国有土地按质量分为“熟田”、“旱田”两类租给农民,征收不同标准的田租,其“熟田”、“旱田”的数额是人为地“定”出来的而非依据土地质量的自然状况而统计出来的数量;东汉自章帝以后把土地“差为三品”而税之,吴简的问世,间接地证明了东汉土地分为三等之后是分别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孙吴的“熟田”、“旱田”之分是东汉田分三等的发展,尽管租、税性质不同,但方式一致。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舍”之记载差异及其用途探微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对于“舍”的记载内容存在很大差异,仅就敦煌文书而言,其在不同时期对于“舍”的记载格式也有所不同。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记载内容的差异,反映了两地居民在各自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居住形态及田地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敦煌文书记载格式的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政权统治下敦煌地区均田制实施情况的差别。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舍”具有不同的用途,明确这一区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两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

秦汉时期,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出现的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分田劫假”和“与田户中分”之类的租佃关系。隋唐时期,无论在公私土地上,租佃关系均有所发展。介于两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怎样,是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呢,还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呢？长期以...     

历史上泉州的水利工程及其管理

一历代水利工程概况泉州的农业主要是经营水稻田,农家生活以米食为主,因此水利灌溉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早在唐代开发初期,已十分重视对水利的兴修。唐贞元年间（785—805）刺史赵昌“凿塘水灌田三百余顷,后昌为尚书,民思之,因名为“尚书塘”。太和年间（827—835）刺史赵,又“开晋江县天水准,灌田百八十顷,民德之”。①元和年间（806－820）泉州刺史马总“凿北山下塘灌民田”②。到五代及宋元时期,不仅兴修许多新的水利工程,而且对旧的水利设施木断进行维修和改建。如东湖在唐朝时已是泉州境内最大的湖,湖面有40顷,后因“茭葑壅…     

书讯:刘安志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出版

<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安志教授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2014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礼仪·宗教·制度",由九篇论文组成,分别是:《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古衣物疏的源流演变》、《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片》、《唐代府兵简点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伊西与     

吐鲁番学与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

吐鲁番盆地,是我国最低洼的内陆盆地,也是我国古代和西方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之区。这里的古代文化遗存表明,它不但是我国最重要的最珍贵的文化艺术宝库,而且也是研究我国,特别是中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最丰富的百科全书。一、吐鲁番学的兴起和研究何谓吐鲁番学?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吐鲁番学这个名词,是一个新名词。本世纪初起,东西方一些所谓探险家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文献和文物,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     

吐鲁番墓志校读札记

吐鲁番墓志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北朝至唐代的重要丧葬资料,对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具有极高的语料价值。文章讨论“绢谐、更粟精灵、天不愸遗、积善无征、启斯墓殡、秦和妙术、绿祑神香、皇赫斯丧”等的录文及意义问题,以期对墓志释读有所裨益,并增补字典辞书之义项。     

宋代的圩田

(一) 圩田,这是兩宋时盛行于江淮、钱塘江流域的一种水利田湫拗旆ù蟮质前训透D的土地或沼澤、陂塘、湖泊、河道、河边沙地等用堤圍起來,辟为农田(其中多数是新辟田),以防止水旱,收灌溉之利,并扩大耕地面积。北宋人范仲淹解釋圩田说:“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域,中有河渠,外有门閘,旱則开閘,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1) 圩田是这种水利田的通称,但各地也因习慣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大抵兩淮与江南东、西路称圩田,浙西路称圍田,浙东路称湖田。圩田、围田和湖田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別,南宋人楊万里說:“农家云:圩者,围也。”(2)元人王楨說:“复有圩     

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

“关中模式”在资料匹配性、土地买卖频率、分析工具、区域社会特征认识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商榷。研究表明，有的地册只记载了村庄的某一田块，不能反映村庄整体的地权状况。另外，民国年问同地、同条件下的常田地权分配不均，和“关中模式”的特征不符。地册资料记载的土地买卖信息数量不全面，确定交易时间的上下限较困难，据此计算的土地买卖频率并不准确。利用吉尼系数进行地权分配研究存在局限性，吉尼系数高低并不能反映土地占有的具体状况。山、陕黄河沿岸区域社会特征的形成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外部压力所致，并不完全是由于村庄共同体束缚的内部压力。     

20世纪敦煌吐鲁番官制研究概况

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土 ,是 2 0世纪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它对中古时期的历史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帮助解决了魏晋隋唐之际的一些重大问题 ;而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佛教石窟艺术遗存 ,也为中古佛教艺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上个世纪 ,中外学者对这批敦煌吐鲁番文献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 ,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吐鲁番学。2 0世纪初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献 ,大多属于魏晋隋唐时期 ,数量丰富 ,内容广泛 ,有力地推动了魏晋隋唐史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进展 ,其中关于职官制度方面 ,由于这些文书不少是政府的官文书 ,…     

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

土地产权中不同性质的永佃权问题需要做具体研究。从1927年后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实践过程看,尽管浙江各地区大都存在土地所有权被分为“田底”与“田面”的情况,即所谓的“一田二主”现象,但是,由于土地来源不同,“田面田”的性质亦有不同,既有欠租撤佃的“相对的田面田”,也有欠租也不可撤佃的“公认的田面田”。由于两种“田面田”的地租率不同,所以,在政府推动的减租过程中,拥有“相对的田面田”的田主积极推动“二五减租”,而“公认的田面田”主则反对“二五减租”。后者成为浙江“二五减租”的最大障碍。     

敦煌的身占文献与中古身占风俗

敦煌保存的唐五代宋初的身占文献及相关记载,包括P.2621V、P.2661V、P.3398等,是研究中古时期身占习俗的重要材料。本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考察,并联系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占卜书,探讨了中古时期有关身体生理现象的占卜习俗及内容影响。     

石中之王 色佳质润——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田黄石章欣赏

田黄是福建寿山石的一种,学名“腊石”,产于福州以北20公里的寿山村水田中,因其色相普遍泛黄,又多见于田间,由此得名。传说远古天塌地陷时,女娲补天后,剩下许多大小不一的灵石,于是她在神州大地上空巡视,最后发现福建寿山的山川岚气藏纳、林壑清幽、景致绝美,就把那些补天的灵石撒向了寿山大地,这就是蕴藏于福建寿山水田中的“田黄石”。因此有“福”、“寿”、“田”的吉祥含义,明、清两朝均被作为贡品献入皇宫,多用以制作印章,并成为每年元旦清帝祭天专用之石。田黄按成色分为黄田、白田、红田和黑田四种。黄田主要产自中坂田,皮多具不透…     

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     

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

本文在分折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 ,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 4个原因。同时指出正是数达 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 ,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 ,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 41.5顷 ,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中古时期西域服饰文化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随着尼雅、和田、吐鲁番等地新出土的晋至元代社会文书的陆续公布,学界掀起了“高昌学”“龟兹学”“北庭学”的研究热潮,服饰学者也因此推出了不少力作。据笔者统计,仅西域服饰方面的著述,达百余篇,它们不仅是研究中古时期服饰文化的一手资料,还揭示和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往、交流、汇融的生动场景。检索与课题相关的成果,拟为西域文化研究提供一份详实的理论资料,亦为文化润疆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些微贡献。     

西夏渠头诸问题述论

天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水利灌溉对西夏的重要性。渠头作为管理西夏基层水利事务的“胥”,在巡视监察灌渠、分配送水溉田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西夏文法条的重新译释,可以进一步廓清西夏渠头的承充人户。从法律规定上看,渠头多为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地主和富户,而于实际差充中,以上人户可能均是作为各出役单位而令其私属代为服役。同时,西夏中后期部分差役专令有物力之地主、富户承充,其中以土地为主的资产又起着重要的衡量作用。渠头职责庞杂,役期颇长,几无廪给,是一个沉重的差役负担。西夏中后期渠头这一差役与作为夫役的春夫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并为一谈。     

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

我国古代西北高昌地区(今新疆吐鲁番),在麴氏高昌王朝统治的一百四十一年(499—640)期间,其土地制度如何?对我们来说几乎还是一个未知数。从土地所有制问题入手,这是揭示麴朝社会形态以及种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然而,无论当时的土地买卖,还是土地租佃关系,特别是关于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推行了均田制度,我们都知道得很少。吾师唐长孺教授曾这样指出:“关于麴氏高昌时期的土地制度尚未开展研究,目前还难以断言是否曾实行均田制度。”现依据敦煌、特别是新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就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曾推行均田制度问题,试作如下探讨,以就正于大家,并作引玉之砖。     

"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

该文结合文献和初步的实地考察,围绕明清时期济源和河内两县的水利开发,讨论县际行政、地方权势及其二者的相互联系,如何对不同时期的引水技术、灌溉利益、农田开发等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揭示16、17世纪豫北灌溉水利发展史中的制度转换和社会变迁。笔者认为,“水利共同体”的结构分析模式限制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时空尺度,主张通过对地域联系拓展过程的动态考察,开阔华北水资源和社会组织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