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兼论1955年前后的中苏关系

在1954年底到1955年初筹备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苏联在国际场合对美国施加压力,加上中国的主动争取,美国终于同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随后,在实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同苏联密切配合:首先是希望使会谈同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相呼应,促使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时,中国又根据形势调整了会谈策略,试图以缓和的姿态争取同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得以实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配合和团结协作,同时也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利益的不一致。     

艰难的握手：中美实现平民回国问题谈判的历程

1954～1955年,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实现了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接触,并最终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这对于冷战时期的中美双方具有特殊意义。根据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中美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前都曾有意识地就解决平民回国问题做了准备,新中国政府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争取了主动,最终促成这次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外交谈判。谈判本身及最终协议的达成,对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泽民 打破中美僵局

1993年3月,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年11月17日至30日,江泽民前往美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议,随后又访问了古巴、巴西和葡萄牙。这是江泽民就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出访,也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最重大的一次外交活动。克林顿的两次邀请江泽民这次去美国,实际上重头戏是中美首脑会晤,解决两国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中美于     

《国外人文地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

1985年6月2日,《国外人文地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召开。会议由西安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国外人文地理》副主编沈友泰同志主持,正在西安参加中美人文地理研讨会的编委、顾问及因事请假的编委邬翊光、杨吾扬、孟春舫、王嗣均的代表共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自始至终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中美对话的幽默时刻

汪洋妙论"夫妻",王岐山戏称"叔叔"当中美大员们正装出席一些论坛会议时,你不要以为只有庄重和严肃。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一例。"今天由我和雅各布·卢(美国财政部长)这对新人来主持新一轮的中美经济对话,在中国的语境里,新人是指刚刚结婚的夫妻,我知道美国允许同性     

"抗日战争遗留问题与中美日关系暨在美国兴建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研讨会"纪要

2002年9月29日,由北美“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北京市中日化交流史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遗留问题与中美日关系暨在美国兴建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来自美国、香港、大陆的专家学及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抗日战争遗留问题,战后中美日关系,在美兴建日军侵华浩劫纪念馆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新中国首次向美遣返战俘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开始秘密接触.作为中美接触的一个层面,新中国开始向美国方面直接移交在朝鲜战争时当时未能遣返的美军战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2004年解密的20世纪50年代的外交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新中国首次不经过第三方向美直接移交战俘的过程.     

第二次中美人文地理研讨会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召开

第二次中美人文地理研讨会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召开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３日—２５日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召开了第二次中美人文地理研讨会。这次会议是西安外国语学院、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与美国加州北岭大学、美国地理学会共同发起,由西安外国语学院主办。参加会...     

刊中人

美国的“恐中症”如果来宾的分量能决定会议的价值,那么,5月22日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半数的“中国内阁”,在华盛顿参与了6个月以来的第二次对话。用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话说,这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与增长最快经济体之间的对话。     

“乒乓外交”与屯留的一段渊源

<正>“乒乓外交”是指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相访问、友好往来并切磋技艺的一系列事件，这不仅大大推动了两国关系从冰冻期向正常化发展的进程，也加快了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可以说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很重大。所以提起那时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起到“破冰之旅”重要作用的“乒乓外交”，     

听伯恩谈1973年白宫学者访问团中国之行

<正>2021年12月一个冬日下午,我对面坐着的是美国军队中的传奇人物、前美国陆军南方总司令伯纳德·莱弗克博士将军(Bernard Loeffke,昵称伯恩)。自从十几年前在一次多元文化活动中与美国驻中国首任军事武官、长期不倦地弘扬中美友谊的伯恩相遇后,我和他即一见如故,来往密切,成为忘年交。我曾为他联系安排了数次中国之行,共同参加了多次中美交流会议,并合著了一本双语小书。今天在他大西洋边上的公寓里,     

1969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筹划及流产

1968年11月底,中美双方议定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认为这为其转变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并积极拟定会谈目标、内容和策略。尼克松最终选择了"多听少动"的保守策略,显示了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此次会谈虽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被取消,但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却为保留中美在华沙的联络渠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做了积极的补救工作,显示了美国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的强烈愿望。     

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台湾问题是当前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美日插手中国台湾问题,主要是出于两国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的考虑。但事实上,这不利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应采取的对策包括提高综合国力,发展中美、中日关系,坚持睦邻友好外交等。     

蒋介石的秘密核计划

1945年秋天。刚到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在一次与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俞大维交谈时，曾透露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思。俞大维是曾国藩的曾外孙，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这之前，因为中美是同盟国。美国曾将一册绝密的士迈士报告交给中国，该报告详细叙述了美国原子弹的发展经过。期间，中国科技教育界要求研制原子弹的呼声甚高，蒋介石自然为之心动，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双重审视

本文针对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一现状,提出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方更加关心以本国货币结算的贸易额度以及实物形式的贸易总量,因此只有在剔除了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以本国货币结算的贸易总额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对外贸易的实物量的整体理论框架。并利用2006～2011年相关数据从中美两国各自视角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两者动态关联性中更深层次的客观现实。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并不明确,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等结论。并提出政府应根据不同商品类别制订区别性政策,积极推进所有权统计体系的建立,加强亚洲国家间货币合作等政策建议。     

开罗会议新论

开罗会议不仅对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它是一次构建远东国际新体系的尝试。中美两国的首脑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 ,在讨论战时远东政治、军事问题的同时 ,也在规划战后的远东国际政治格局 ,并确立了中美两国在其中的战略关系和合作模式 ,笔者称之为开罗设想。虽然开罗设想存在严重缺陷 ,在抗战后期被远东雅尔塔体系所取代 ,但它充分体现了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外交思想     

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

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吴景平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中国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①（以下采用沿袭多年的简称中美平等新约）。这是近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文件。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美平等新约的背景、积极意义和局限性,已有...     

2009’中国旅游高等教育国际化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一、引言 2009年6月20至21日,2009’中国旅游高等教育国际化高峰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举行。本次会议由教育部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旅游学科专业组和中美两国大学旅游院校联盟联合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美国普渡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中佛罗里达大学、内华达大学、夏威夷大学,     

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

美国政府为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并与中国代表一道,促使会议通过声援中国禁烟的决议。这既与当时美国国内兴起的反麻醉品运动和治理菲律宾有着直接关系,又与美国对华鸦片政策及美国扩大对华贸易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背景。美国政府在清末禁烟运动中与中国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禁烟运动,同时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它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与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战后美军在华处置战犯问题初探

二战结束后,驻华美军自行在中国境内处置战犯,极大地侵害了中国主权,引发中美司法管辖权之争。中美双方就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理解中美口头谅解协议和盟国间引渡战犯条约这两项文件展开交涉。虽然口头谅解协议及美军的行动,不仅突破了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所规定的司法管辖权,甚至也超越了中美《新约》签订前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权限,但基于"中美军事同盟"的压力和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民政府最终又不得不单方面妥协退让,吞下苦果。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国民政府主权意识的薄弱和官僚制度的弊端,也折射出战后中美关系及战犯处置问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