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四千人大会讨论《决议》亲历记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继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在改革开放起步之初的又一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决议》起草工作始于1979年11月,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先由胡耀邦、胡乔木负责的起草小组写出初稿,在北京组织多次咨询讨论后,从1980年10月13日起,《决议》初稿交付给全国四千高干(主要是领导干部、理论界和军队代表等),进行了历时约1个月的大讨论。     

胡耀邦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

我认识耀邦同志的时间比较晚,接触也不多。大概起始于1980年我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时,他几次来与小组的同志们谈话。后来《历史问题决议》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通过前后他几次找我们开会讨论。我们还有幸在这次会上目睹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热烈情景,他在当选时发表讲话的风采。不久在党的十二大文件起草工作中,他来与我们谈话的次数更多,     

送别归来琐忆——七、胡绳修党史

胡绳渊博,涉猎甚广,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近代史学家。集中很多精力研究党史,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新时期修党史,或许可以说是从起草叶帅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开始吧。我记不清楚胡绳是不是参加了起草小组,大概没有吧。接着就成立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小组,这是一九七九年国庆之后不久的事情,胡绳好像也没有参加。后来因为陈云同志提了建议,要在决议的前面专门加写一大篇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很赞成,认为六十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这个意见转达给起草小组已经     

推进社会主义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启示──关于年代荒煤主持起草的加强电影工作的﹃“意见”草案

推进社会主义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启示关于年代荒煤主持起草的加强电影工作的﹃意见﹄草案陈播现在说来,已是３０多年前的事了,又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事。这就是由荒煤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以下简称“意见”草案］,经过多...     

按照历史决议的精神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

听了陈奎元同志的讲话,很受启发.我认为刚才陈奎元同志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是完全正确的.当年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坚持要作我们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决策.事实证明,小平同志确实看得远,看得准,有历史眼光和战略眼光.这个历史决议已经发表20多年了,它对于保障我们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平同志在决议起草一开始就提出三项基本要求,明确指出:这个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要对建国后30年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要统一全党的认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还说过,如果决议不阐述或者阐述不好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决议不如不做.     

邓力群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力群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邓小平和胡乔木的领导下,邓力群积极推动决议的酝酿准备,直接参与组织起草工作.决议通过后,他出色地完成了传达贯彻决议精神的工作,并且受中央委托,以决议精神为指导,组织编纂《当代中国》丛书,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开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     

晚年陈云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独特贡献

陈云同志在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5年第4期 中央领导集体过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独特作用,是除邓小平本人以外的任何其 他中央领导人所难以企及的。这里仅举三例。 第,在邓小一平同志主持下,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巩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地位,形成第三个历史决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把毛泽东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 指导地位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甚至说:“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     

胡乔木妙评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胡乔木受命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新《历史决议》最难做的一部分。邓小平当时指出：“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胡乔木巧妙地利用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评价陈独秀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以此为根据,中肯地评价了毛泽东。     

精神文明决议：擦肩而过的遗憾——重温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献

二十多年前曾经有过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耀邦同志直接主持起草的,字里行间闪耀着他的前瞻性的思想火花。记得在文件发布约两个月后,我曾在中国经团联全国秘书长会议上讲过十点学习心得体会。那时候的理解比较肤浅,值得现在重新解读。     

天门中断楚江开——池必卿同志二三事

1982年初,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文件起草科工作,承担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文稿起草方面的任务,池必卿同志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必卿同志1984年离开贵州,至今已20多年,这中间我同他在北京也仅见过几次面。不思量,自难忘。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和与他在北京几次难得相见的往事,总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敏锐的思想、坚毅的作风、宽广的胸襟、清廉的品格,使我深受教益、启迪和鼓舞,并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力量。矢志改变“干人”地位必卿同志1978年5月到贵州工作,1979年10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在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发表了当年参与这份文件起草的郝怀明的回忆文章：《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披露了文件起草过程,材料非常丰富。     

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性意见的思想基础与来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决议起草前后,陈云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仅为确立决议起草的政治前提与思想基础做出了历史贡献,而且为决议的起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直接影响了决议的形成。这些思想认识成果是陈云的历史观、具有唯物辩证法意义的"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以及关于学习问题和对待错误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运用和发展。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特殊葬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抓紧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经调查证明,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用伪证写成的,是全党最大的冤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迈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关键的一步（一）——王汉斌访谈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立法成为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立法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由彭真同志任主任,主持立法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修订和起草了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重要法律,     

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重读“古田会议决议”

正古田会议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通过,至今整整85年。今天,重读"决议",仍惊叹不已,惊叹它的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和真情实感,惊叹它对当今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超乎寻常的现实指导意义,惊叹它常读常新的不竭生命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日前参观古田会议会址时所说:"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

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高化民怎样评价我国的农业合作化,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     

麻雀的劫难与人的悲剧

正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20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     

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连载二)

<正>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看来势必要写四千人大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4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讨论中普遍、强烈地提出,决议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要把华国锋的错误写到决议中去。     

因势而拟:法制局与民元省制草案

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务院设立法制局,承国务总理之命起草法律命令案,审核各部提出的法律命令案,省制即属于该局的起草范围。由于先后任法制局长的章宗祥及施愚与总统府、国务院的关系不同,加上府院权势的变动,影响了省制草案中中央集权的主体。揭示法制局厘订草案的取向,有助于理解总统府、国务院、参议院之间的关系。     

忆《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起草情况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是新中国出台的第一部刑法。这部刑法虽然是以1963年中央政治局审查过的《刑法草案》第33稿为基础的，但1979年陶希晋主持起草、修订的《刑法草案（修订二稿）》对刑法的制定与完善也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作为参加《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工作人员，且当时给陶希晋担任秘书，对《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起草、修订情况有一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