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出土石牌“玄三早绯”“勳二绛绯”补释

正2016年10月,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村曹操墓的出土资料在《曹操高陵》(1)一书中公布,该墓出土的具有"遣策"性质的66块有铭石牌,早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其中两块六边形有铭石牌M2:335与M2:254整理者分别释为"玄三早绯""勳二绛绯",但未作详解。我们认为两牌铭文"玄三""勳二",应即《礼记·杂记上》"鲁人之赠也,三玄二纁,广尺,长终幅"(2)之"三玄二纁"。考古出土的与"玄纁"相关的资料十分罕见,目前所见仅有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汉墓中出土的石牌M1:164"玄三纁二",(3)与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形制相似,内容也相关。     

“黄豆二斗”石牌释文辨误

<正>曹操高陵出土名物石牌约六十余枚。其中,有一枚诸家释作"黄豆二升"的石牌,久见讨论,成为石牌中最著名之例[1]。然而,重新审视石牌铭文,"黄豆二升",实际应是"黄豆二斗"。铭中之"■",悉如《石门颂》之"■"与中山内府钫之"■"形,实乃"斗"字。而先前误释的"升",《孔宙碑阴》作"■",《熹平石经》作"■",洛阳武库锺作"■",显然与石牌铭文不同。实际上,区分"斗"、"升"二字的简单办法,即在"斗"     

曹操与曹操墓

2008年,对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的抢救性发掘,证实了位于村西南的东汉大墓就是魏武王曹操的墓:西高穴村汉墓的地望与文献对曹操墓的记载一致,墓中的随葬品符合曹操的薄葬思想,而且墓中还出土了多件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墓中有一男二女的遗骨,其中随葬的老年妇女不是卞后而是曹操的嫡妻丁夫人。曹操墓的发现证实了曹操生前节俭,死后薄葬的事实,反映了当时俭朴廉洁的社会风气及尚武之风,也有利于正面认识和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     

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考古发现的西高穴二号墓,其墓葬形制、规格明确。通过与其墓葬形制、规格相近的东汉晚期河北定县北陵头M32、徐州土山东汉墓、山东济宁普育小学汉墓和三国时代偃师杏园M36和M34、安徽马鞍山朱然及其家族墓、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南京上坊孙吴墓等对比研究,西高穴二号墓应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高等级墓葬。西高穴二号墓出土遗物研究,又进一步推定该墓时代为东汉晚期。通过对西高穴二号墓发现的刻铭石牌文字内容和字体时代、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男性人头骨与文献记载的曹操去世年龄、西门豹祠遗址和邺城遗址与西高穴二号墓相对分布位置、出土"鲁潜墓志"与西高穴二号墓地望关系、西高穴二号墓的地势和"不树不封"现象与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与都城位置关系等六方面,论证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人就是曹操,西高穴二号墓就是"曹操高陵"。     

河北承德县发现商代石牌饰

1977年秋,承德县下板城镇东窑村村民在东山上筑梯田时,距地表约1.5米深处,发现商代墓葬数座。墓内出土的文物中有石牌饰两件。石牌饰均为滑石质,黑色,保存基本完好。一件石牌两端刻直线纹,上部两平行横线之间刻一兽面纹,两眼圆睁,宽嘴,二尖长獠牙,直鼻,鼻下有二锯齿纹。兽面纹周围及牌饰中部刻排列有序的三角形纹,牌饰中部刻一钝角"V"形纹。石牌长     

对曹操宗族墓砖铭的一点看法

读《文物》1978年第8期刊出的《亳县曹操宗族墓葬》和田昌五同志的《读曹操宗族墓砖刻辞》两文,得到了很大启示。但田文的一些释读,也还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现把我对砖铭的一点看法写出来,请同志们教正。东汉的宦官、外戚、名士官僚,不断地拉帮结派,相互攻击残杀,而以宦官势胜。桓帝时,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狼虎,噬食小民",弄得民不聊生。曹操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洛阳西朱村曹魏一号墓墓主考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由于严重被盗而导致墓主身份不明通过与曹魏时期其他高等级墓葬的比较,结合墓主使用七钿蔽髻、赤色绶带、九旒旌旗的现象,推测西朱村M1为王侯级别墓葬;墓葬内出土有"银鸠车一"的刻铭石牌,证明墓主人应为儿童;M1墓道填土未经过二次开挖,可以确定墓主是同时入葬.综合以上证据,结合文献记载,初步推断西朱村M1为...     

小臣軎璋与商代觐礼

吴镇烽编著的《铭图续编》第1396号"小臣车堇"璋当定名"小臣軎"璋,玉璋刻铭中"小臣軎堇"的"堇"当读为"觐",为觐见之义。小臣軎是商之诸侯,玉璋是小臣軎觐见商王时所持之"挚"。玉璋及其刻铭表明商代已经存在成型的觐礼。     

从青铜弩机铭文看秦兵器生产标准化的局限性

秦俑坑青铜兵器上的刻铭为我们研究秦代青铜兵器的生产、加工以及劳动力组织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弩机上的刻铭似乎与其它兵器上的铭文有所不同,不仅大部分是数字和符号,并且在同一个弩机的各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和符号。从以上的初步分析看,这些刻铭反映着多重信息,不仅仅是秦时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体现,而各部件为了更好地组装在一些,浇铸后要进行打磨。工匠将打磨好并能装配在一起的部件做一标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部件或两个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铭文或符号。     

曹操用儒 文定中原

东汉末年曹操能够在雄豪并起的北方脱颖而出,统一中原,传统观点普遍认为是因曹操擅长法术、善于用兵,与其谥号“武帝”相符。本文推研众多史料后发现,曹操取胜中原的关键是他在东汉末年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采取了正确的“用儒”政策,借儒家的大旗笼络了一大批以儒家名士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致使“天下忠正效实之士成愿为用”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得以逐鹿中原。     

曹操形象的变化

曹操的形象,从唐朝以前的超世之杰演变为南宋以后的欺世奸雄,主要原因是封建正统观念的作祟。只有撇清正统观念,才能给曹操以客观的历史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通过为曹操翻案的大讨论,在历史学界确立了曹操的正面形象。不过,在文学界和艺术界,奸雄曹操的形象依旧有很大的影响,改动传统文艺作品好恶的难度是很大的。     

曹仲达与“曹家样”研究

本文重新研究曹仲达与“曹家样”,考订了曹氏的生卒年及其可考的生平,认为他有着由南(朝)入北(朝)的经历。本文从画史所载曹氏师承入手,发现代表南梁新画风的张僧繇和来自中亚西域的塞特(壮)勤是其师承的重要来源,从而进一步探讨了“曹家样”的形成问题,认为“曹家样”是南、北二源以及其他复杂的社会、宗教、文化身份认同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还对长时段、大范围内相关的图像遗存进行考察,重新勾勒了“曹家样”的面貌。在对这一具体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倡在后现代之后风格史研究的一种可能与方向——厚背景研究法。     

从曹魏都城建设与北方运河开凿看曹操的历史功绩

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历史缩影。通过曹操父子营筑的邺城和曹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以及与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及辽金元明清都城布局形制对比,揭示出曹操所开创的都城制度对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重要影响。曹操营建的邺城,对此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北移,起到了奠基性历史作用。中国古代运河是政治之河、军事之河、经济之河,是中华民族发展之河。曹操开凿的黄河以北白沟、平虏渠、泉州渠等运河,以及隋唐时代以此为基础开凿的北方隋唐大运河,极大地加强了中原与北方的联系,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古时代以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与全面发展,这是曹操的另一重大历史功绩。     

曹魏薄葬考

曹魏时期的薄葬是相对秦汉厚葬而言,薄葬与厚葬在考古遗存上各有具体的体现,曹魏通过对汉代地面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地下居室性设施和随葬明器的简省,开创了以薄葬为特征的新的丧葬模式,并影响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     

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

曹氏在汉宋之际的敦煌是著名的姓氏 ,对两汉与五代、宋朝敦煌地方政治影响极大。敦煌曹氏的渊源有二 ,来自中原内地与来自中亚粟特。本文对汉代以来胡汉两支曹氏的渊源和势力发展进行考察 ,在此基础上推考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族属郡望 ,最终认定曹议金家族是中亚粟特曹氏的后裔 ,五代初年夺取归义军节度使后冒充谯郡曹氏 ,藉以抬高门第 ;曹氏归义军政权实际上是以粟特人为主建立的政权 ,而此一时期莫高窟藏经洞所体现的敦煌文化正是粟特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论曹爽之败

公元249年发生在魏国的高平陵政变,反映的是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争权夺利的矛盾。曹爽集团之惨败,原因在于其所重用之人多为品格卑劣、少不更事的浮华交会之徒。他们既无经国治军的才能,又日益专擅、贪贿、颟顸和腐化。隐藏于背后的必然性则是中国专制的皇室下龙种而生跳蚤的铁则。     

简论曹操对乌桓的征讨及意义

乌桓和袁绍势力的联合是导致曹操征讨乌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如何对待乌桓的问题上,曹操势力内部意见最初并不统一,但曹操最终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决定出兵乌桓。曹操北征乌桓的胜利,不仅将北疆分立的各政权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实现了对北部地区的统一,而且为整军南下,专力于对付割据江东的孙权,以及亡命南方的刘备等解除了后顾之忧,但更重要的是中断了乌桓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为乌桓人最终融合于汉等其他民族提供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