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品茶谈故事——品味藏族民间寓言故事《茶酒仙女》

正《茶酒仙女》一直以来都以手抄本传世,1984年8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了藏文本,2016年12月又出版发行了由赵国栋翻译的汉文本,这则经典的藏族民间寓言故事才得以在汉地流传。书中茶仙女与酒仙女的争锋,神性光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宗教说教与公正裁决的对比……鲜明深刻,耐人寻味。它所表现的不仅是藏文化中的茶文化和酒文化,还有更多隐喻和丰富的内容,包括历史、宗教、法令、社会阶层等,以及寓意深刻的哲理和人们向往公正、和谐、美好生活的愿望。     

西夏文《佛说甘露经》考释

西夏文《佛说甘露经》为存世孤本,在现存汉文藏经中不见对应的同名经典,通过全文对勘,可以确认经中的大部分内容改编自汉文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但两本行文迥异。从经中的词汇和经末结语来看,西夏本还受到了藏传密教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其译出时间概为西夏中晚期。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存有该经的异译本——来自藏文底本的西夏文刻本《八明满》,两本可为对勘,得十余例西夏文通假字,可见异译本的对勘和字书的同音字条皆不失为判断西夏文通假字的可靠依据。对这一文本的考释既可为藏外佛教文献补充一份新的资料,也可为西夏语文学提供若干新的通假字用例。此外,经末所附陀罗尼咒或可为焰口施食法由西夏传入蒙山地区提供文献佐证。     

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

敦煌365窟有一段藏文题记,从形式到内容都值得研究。 365窟壁画表层是西夏作品。该窟的主要建筑七佛药师坛中央部分壁画因年深日久而脱落,内层有藏汉文题记各一。由于内层被覆盖以前曾用竹篦爬梳过,题记严重残损。汉文题记在下,呈竖矩形}藏文题记在上(位于佛龛下沿正中突出部分),为横矩形,与汉文题记垂直作"T"形。汉文题记多行,自右向左用墨字竖写在红泥底上,有"洪(?)"等文字,但无具体年月;藏文题记长约1米,高约60厘米,用墨字自左向右横写在黄泥底上,共三行。藏文题记与汉文题     

敦煌学博士文库论著《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出版

作者选择了20余件具代表性的8～9世纪藏文发愿文文献,其中以敦煌藏文发愿文文献为主,还有部分其他地方发现的藏文文献以及与发愿文密切相关的汉藏文佛事文书,进行了翻译、注释、分析、对比研究,对藏文发愿文的分类、内容、与汉文发愿文和敦煌法事活动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填补了藏文发愿文整体研究方面的空白。     

P·T·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

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书中汇集了王尧、陈践二位先生从法国《敦煌吐蕃文书选集》一、二两辑中所选译的藏文文献,并收有译者的考释文字。把敦煌所出的古藏文文书译为汉文,以利于更多的研究者阅读和研究,这是我国学术界共同的愿望。《文献选》的出版,标志着这个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而这个进展是与王尧、陈践二位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清代《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历史由来

廓尔喀战争结束后,清中央政府整顿藏务,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规范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方方面面,有汉文与藏文两个版本。汉文版详细,藏文版简略,对西藏地方制度是一种完善。     

通颊考

敦煌藏文文书中,常见有mThong khyab一词。关于此词的实际含义,历来说法不一。托马斯在《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中,将其释为“烽火嘹望哨”;乌瑞认为这是一个具体地名;佐藤长在《西藏古代史研究》中,译为“张台”,与托马斯略同;山口瑞凤在《敦煌讲座》中,首次译mThong khyab为“通颊”,把汉、藏文卷子中出现的这两个词对应起来。之后,山口瑞凤著《由汉人及通颊人构成的沙州吐蕃军团的编成时期》一文,引用了伯希和编号藏文卷子(简称P.T.)1113号文书,他认为:通颊是一种部落名称,它与汉人、吐谷浑部落,应有民族上的区别;LHO,似为通颊人的姓之一。但他对通颊的来源和性质均未说明。笔者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藏、汉文资料,对“通颊”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论。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

《甘珠尔》是藏文bkah·hgyur(以下凡引用藏文处均用拉丁文注音转写)的汉文音译,其意为"佛之教诫译本",相当于汉译佛经"经、律、论三藏"中的"经"和"律"。公元八世纪中期,吐蕃的佛经译师们即已开始汇集各种佛典的藏文译本,并编了三本目录(现仅存一部)。十三世纪末,     

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观音经卷看吐蕃观音信仰

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记载,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十六篇有关观音的经文.这些经文中有显宗经文,也有密宗陀罗尼明咒文,有些经文名称与藏文《大藏经》中的藏文佛经的名称完全相同.此文通过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观音经卷内容分析比较,探讨吐蕃观音信仰形态特征.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解题全编》介评

<正>敦煌文献中的藏文文献是现存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包括佛教典籍、契约文书、历史记录、法律条文、仪式仪轨、民间故事与传说等,对于全面认识西藏历史、诠释藏族文化、研究汉藏交流的意义重大。流散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中,以法国、英国数量最多,又以1908年伯希和从敦煌盗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文文献价值最大。王启龙教授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解题全编》(以下简称“《目录解题全编》”)(2021),成为连接学者与敦煌藏文文献之间的纽带,     

追忆十七条协议翻译工作二三事

正西藏和平解放协议有汉藏两种文本。藏文本,不是在汉文定稿后才译成藏文的,而是在一开始谈判时就提出了两种文字的初稿,在谈判过程中条文修改过多次,每一次修改都是同步进行了藏文本的修改,得到了西藏代表的认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代表李维汉同志非常重视协议的藏文本的准确性,并亲自检查。他并不懂藏文,怎样亲自检查呢?他的办法是:请两个翻译,一个翻过去,另一个再翻过来,把翻回来的汉文与汉文原文对照,看有没有出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小议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与吐蕃王朝对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规定密切相关,有助于学界深化对吐蕃告身制度特别是授予对象的理解,也可以了解整个王朝时期对僧侣所授告身的阶段性变化,并最终取消对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历史发展过程。     

法藏敦煌藏文本P.T.449号《般若心经》研究

敦煌藏文佛典P.T.449号《心经》是归义军时期翻译的,译者曲吉嘉措(法海),也许与法成的弟子法海是同一人.P.T.449号《心经》属于大本类,与《甘珠尔》本所收的两种译本之间有差别,是一个独立的译本,而且只见于敦煌写本之中.通过比对,P.T.449号与汉文异本《心经》最为接近,但有些地方又有明显的不同,而且P.T.449号中一些较为独特的语句和表达形式却与现存的一些梵文本惊人地一致.因此,题记中的“rgya dpe”,可能指的是梵文本.     

开展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西藏——自治区出版工作者协会向山南市各寺庙赠送优秀出版物

正4月19日,西藏自治区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山南昌珠寺举行向山南各寺庙赠送优秀出版物仪式。赠送优秀出版物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治国理政》(藏文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针对我区实际组织编写的《法律术语》《裁判文书》(藏文版)等法律法规常识问答;国内重点涉藏刊物《中国西藏》杂志(藏文版);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民族文学》(藏汉文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主管主办的《新西藏》(藏汉文版),以及有关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暨大五明、小五     

英藏黑水城文献《天地八阳神咒经》拼接及研究

学界对于《天地八阳神咒经》的关注大多集中于数量众多的敦煌本和回鹘本上,而对于该经在西夏境内的传播却讨论不多。英藏黑水城文献有不少汉文佛经残片,其中有几件该经的残片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拼接。此外,通过比较西夏本八阳经与敦煌本、中原本的内容,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西夏境内八阳经的来源,这对进一步研究西夏的佛教或许有所帮助。     

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集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

1941年3月,张大千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历代壁画。在敦煌期间,张大千收集到一些写经残片,现藏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在张大千记录敦煌石窟的两个工作笔记本中,夹着58件汉文、回鹘文、西夏文、藏文残片。文章介绍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集敦煌写经残片的情况。从文献学角度首次刊布编号Z19-1(正面)、Z19-2(背面)这一残卷,重点对背面(Z19-2)的回鹘文进行转写,附以汉文原文,便于对照,并对全文进行注释;探讨残片的版本、译者和翻译年代。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片拾遗》补

关于敦煌文献中的《太公家教》残片的辨识,笔者有《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片拾遗》一文发表,该文以《俄藏敦煌文献》为重点调查对象,认定了《太公家教》写卷8件.此后笔者在调查《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等敦煌文献时又认定了《太公家教》写卷6件,另有《俄藏敦煌文献》之Дх3111号和Дх4251号2件,本文即对这8件藏品略作介绍,并就其与已认定的《太公家教》写卷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对可补入《敦煌变文集》中的几则录文的讨论

《敦煌变文集》是蒐辑敦煌出土汉文卷子中说唱故事类作品的总集性著作。为它作补充的,国内近来多有。如,周绍良先生在这方面贡献最大,在《敦煌变文论文录》中附录五篇,又据日本龙谷大学藏本校录出《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一篇。此外,潘重规先生《敦煌变文集新书》补入台湾藏本一篇。最近张锡厚同志又据苏联新发表材料补录一篇,这些都是可喜的成绩。他们都是从新公布的材料中校录出来的。查阅早已公布的北京《千字文》号,伦敦斯号,巴黎伯号等原卷或其缩微胶卷,进行爬梳剔抉的,也有人在。如,刘铭恕先生在《斯坦因劫经录》中录出若干条(但未明     

后唐李延范《敦煌新录》辑考

本文主要对后唐李延范纂《敦煌新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辑考,共辑得群书征引该书佚文7则,其中有4则群书既引作《敦煌实录》,又引作《敦煌新录》,另有2则内容,群书征引仅作《敦煌新录》,前辈学者或辑作刘昞《敦煌实录》,或辑作刘昞《敦煌新录》.经过考辨我们发现,该书并非刘昞《敦煌实录》,更不是刘昞《敦煌新录》,而是后唐李延范所纂《敦煌新录》.     

敦煌写卷《妙法莲华经玄赞》研究

《妙法莲华经玄赞》是《妙法莲华经》注疏之一,敦煌遗书中存有汉文《妙法莲华经玄赞》写卷及相关钞、疏、义决、科判、讲经文等文献约70余号。通过对题跋、钤印、书法、修复、内容及版本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敦煌遗书中有一批包括《妙法莲华经玄赞》在内的唯识宗草书写卷,书法风格极为相似,应与曾在长安西明寺参访研求的大德昙旷存在紧密联系。《妙法莲华经玄赞》曾对中国北方地区《妙法莲华经》的研习和传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原与西域佛教交流的有力见证。然而,随着唯识宗的衰落,敦煌地区的唯识宗传承和草书技艺均出现断层。北方地区,《妙法莲华经玄赞》文本在元代时仍被著录和使用,而南方地区可能在两宋之际即已佚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