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

我以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留下的传统,再加上苏联高度集权的影响。它表现在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特别是在领导体制上。就是邓小平说的,强调一元化领导,造成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对此,人们感触极深。连一贯强调集中和纪律的李维汉,临终前也建议邓小平认真抓一下反封建的问题。另一种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传统。     

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

二里头文化作为东亚地区首次出现的强势核心文化,多数学者相信中原地区至此已迈入了真正的国家阶段。二里头遗址这一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所显现出的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邑的特征,比如都邑的庞大化与人口的高度集中,都邑布局的规划性以及大型礼仪建筑与青铜、玉礼器的独占,表现出高度的集权、社会阶层分化和行政机构内部专业分工,这正是早期国家所应有的特征。     

论党内民主对党的先进性的助力作用

党内民主是党的先进性的助力器,是新时期推进党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在推动党的全面建设上的重大作用表现为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制约党的权力,有利于保持党的活力,从而使我们党成为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的党,成为有限权力并能正确认知和行使党的权力的党,成为决策民主科学,决定正确有力的党。毋庸置疑,在新的世纪要完成党所肩负的伟大使命,继续发扬钠民主的传统有着组织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从法治到党治:孙中山的思想转变

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精英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现代法治即民主法治(rule of law)的中国。孙中山是当时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领袖和思想家,是这种民主法治的最早追求者。但是,在民国初年的特定环境中,他由这种法治的追求者变为苏俄式的党治的倡导者。国民党掌控中央政权后,他的后继者将这种党治诠释成"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的集权党治。     

从权力制约机制看党内监督体制改革

党内监督体制是实施党内监督的物质形态，由机构、人员、制度等要素构成，属于外在的“硬件”范畴。而权力制约则是贯穿于党内监督过程中的本质要求，属于内在的“软件”范畴，其核心是权力行使必须受到相应权力的制约。只有把权力制约机制融入党内监督体制之中，党内监督才能强而有力并富有成效，这已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内的监督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从强化党内权力制约机制入手，探索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党内监督的本义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以来，就面临…     

五全大会与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形成

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之前,是汪主政、蒋主军的合作政局。随着日本入侵的加深,舆论界对政府集权以应对危局表示了一定的支持。1935年底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为蒋的个人集权提供了机会。在随后召开的五全大会及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通过政治妥协,进行制度调整,完成人事重组,个人集权政治初步形成。这种政治模式是以集权于蒋个人而非集权于行政院或国民党中央党部。基于妥协的个人集权政治一直遭遇到党内外其他政治派别的反权力,难以保持稳定性。     

“秘密法案”的秘密

该法案客观上导致了以安倍为核心的日本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大和泛滥,使日本的决策体制走向高度集权化 12月6日晚,日本政府强行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旨在严惩泄密行为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在参议院外面,一万多名民众敲着锣鼓,要求废除这一法案。     

加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与促进党内和谐

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以加强党内权力监督促进党内和谐,必须不断增强监督意识,构筑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思想基础;必须切实提高监督的质量,打造强化党内权力的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有效平台;必须着力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推进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制度化;必须充分发挥和保障党员监督权利,夯实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根基;必须优化党内监督的环境,为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从合法性资源看党的执政道德建设

道德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十分重视的合法性资源.党的执政道德的核心是解决党在执政活动中的执政取向问题,解决权力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首先应当加强执政道德规范建设,建立完备的执政道德规范体系;其次要增强执政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党内思想道德教育机制和内外结合的道德评价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用制度力量保证执政道德规范得以实现的途径.     

发展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是促进党内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党的团结统一,而且关系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才能更好地促进党内和谐,推动党内民主进程。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健全党内监督机制

现阶段党内监督不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党内民主不足、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因为党内民主是党内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才能保障党内监督的有效实现.因此,要加强党内民主观教育,提高监督意识;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党内集体领导制和党内监督领导体制等,从而真正建立起一套科学、权威、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国民党推行民主集权制论略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民主集权制导入其党内政治生活。至1949年退据台湾前,国民党一直在党内和民众组织中倡行民主集权制。本文谨对国民党推行此制的情况、关于此制的解释及相关问题作一探略。一国民党推行民主集权制的基本情况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纪律问题的议案。文件指出:大会以为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荣孟     

太平天国癸甲政局述论——以东王杨秀清为中心的探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的最初两年为癸好年、甲寅年,简称癸甲。这期间,太平天国的政局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整个政局演变的态势就是东王的集权,从东王、北王各主其事,到东王、北王共主军政,再到东王分取北王权力委诸翼王等人,最后形成军政大权均集中到东王的权力格局,并基本稳定下来。其后不到两年,这种权力格局就导致了天京事变。追求集权的东王和显露权力野心的北王都在事变中葬送了自己。葬送自己是集权者和权力野心家的最终命运。以东王为中心,探讨太平天国癸甲政局的演变是有意义的。     

对提升党内监督科学有效性的思考

强化党内监督关键是要提升党内监督的科学有效性。要从权力控制角度、职能界定角度和政治文化角度科学全面地认识党内监督,强化监督意识、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将对科学决策的监督、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对党规党纪执行情况的监督作为党内监督重点,着力提高党内监督制度体系的可执行性,充分发挥监督主体的作用,同时注意党内监督效能实现的保障性要素建设,发挥党内核心价值的引领作用。强调制度建设与组织建设同步推进,健全党内监督考核评价体系,切实提升党内监督科学化水平。     

从皇室王府奴仆下人人身地位看清代社会的腐朽没落

清王朝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君主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皇权高于一切。满族八旗贵胄统治全国。“朕即国家”、“臣民即奴仆”,清代上层统治集团把社会物质财富和臣民视为私物,并靠其政治权力不断强     

清代皇权与官吏侵贪

中国封建专制君主政体延续二千多年，其历史源远流长，其势力和影响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朝吸取了历朝兴衰成败的教训，强化了这种政体，在18世纪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帝制。这种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皇权的形成和高度发展，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官僚制度则十分完备，这种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具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官吏侵贪是其缺陷之一。官吏侵贪的实质是官僚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乾隆中叶，吏治迅速腐败，官吏侵贪肆无忌惮，成为清王朝逐渐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新时期强化党内监督的实现路径

新形势下强化党内监督,应破除对党内监督的模糊认识,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立体职能：以新政治观指导党内监督的立论前提,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权力监督思想。面对多种监督主体和新兴监督方式。要以实际效能体现党内监督的核心地位,深刻认识制度监督的内涵,以制度监督推进党内监督科学化。     

论任弼时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岗位上的人格风范

权威的来源有两个方面:权威来自于权力,当党和人民赋予你权力时,你所获得来自权力的权威,这种来源是外在的,而且也是短暂的;权威来源于个人的人格风范,这种来源是内在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弼时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当然要得益于他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得益于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是,仅看到这一方面的因素还不够,还必须看到,任弼时在党内的威信,与他具有的崇高品质和风范有关。     

从党章修改看党的人民权力理论的发展历程、效应及特点

从建国以来党章的修改来看,八大党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党的人民权力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九大至十一大党章是我党人民权力理论的曲折发展阶段,十二大至十七大党章是党的人民权力理论的创新发展阶段。这些发展历程不仅展示了人民权力理论对党的执政规律、党内民主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能动效应,而且体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哲学要义,凸显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折射出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     

正确处理党内主要矛盾的制度创新——以利益为视角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党的地位、任务与党的建设环境、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内主要矛盾也出现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变化,利益矛盾成为党内主要矛盾。制度、体制的缺陷,是党内矛盾产生的最重要的根源。要正确处理党内主要矛盾,关键在于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制度化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科学的利益整合机制,使党内外各种利益群体协调发展,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