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政治与佛道之争

唐初佛道之争是唐初影响颇大的事件,涉及宗教、政治、社会、思想等各方面。唐初佛道之争历时二十年。始于傅奕上疏请求罢废佛教,终于贞观十四末年（公元640年）释法琳病卒于流放途中。两教为争正统唇枪舌剑,互相攻讦。高祖、太宗分别下诏规定“道先佛后”,表面上看是道教赢得了这场斗争,可实质上他们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     

浅析英法之争中英国战胜法国的原因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海洋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海权思想日益兴起。自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强国先后走上殖民扩张和殖民贸易的道路。英法之争的历史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其经历时间之久,矛盾之复杂,本文仅从英法之争最后的结果——英国战胜法国成为海上霸主法国则丢失了印度和北美大片殖民地的视角分析英法之争。     

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从“译名之争”到中国经典翻译

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成为19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由“译名之争”肇始。“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God译为汉语。作为论争一方的主要人物,理雅各的观点也经历过由最初的译“神”到最后的译“帝”的重大转折。这其中理雅各深入中国经典,以大量的例证论证了将God译为“上帝”与《圣经》的并行不悖性,这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不读汉宋书，也争汉宋学：清代汉宋之争“风气”的形成

清代知识界大致可分为“读书人”和“学人”两类人。所谓的汉宋之争不仅是少数专业“学人”探讨的高深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大量一般“读书人”广泛参与的热门话题。大量“读书人”的不断卷入又使得汉宋的争辩成了一时流行的风气。这些“读书人”往往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接触与表现他们的“汉学”与“宋学”。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科举经历,渐致他们对“汉学”或“宋学”形成各种不同的态度,既而卷入汉宋的争论中,在不自觉间即成为这股争论风气的推动者。这一层面的汉宋之争大体上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同儒学内部的各种理论层次并无太大的关系,因而很少受到既有研究的关注。     

再谈“问题与主义”之争

92年前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引发了一场的广泛讨论。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大家的看法相去甚远,评价褒贬不一。本文通过第三只眼来分析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根本原因,阐释具体的论战,以及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从而试图还原历史的原貌。     

杨光先与清初"历案"的再评价

康熙初年,杨光先和传教士汤若望间发生的历法之争,杨光先被视做守旧士大夫的典型,几成史界共识,这种评价有失公允。其实,清初“历案”是明末清初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化与西方基督教化冲突的继续。杨氏这一做法的本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愚顽守旧和盲目排外,而应看做是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早期殖民活动中的宗教、化侵略的抵制与反抗。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礼仪之争传入欧洲后,引起法国知识菁英的广泛关注。孟德斯鸠至迟自1713年起就关注礼仪之争,但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是冷眼旁观。他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国的绝大多数主要著作,还曾与来自中国的黄嘉略和自中国返回欧洲的傅圣泽进行长谈,从阅读和谈话中汲取了大量的信息,作出了对礼仪之争的解读。他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中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明清广西方志“荆扬分野”问题探研

秦汉以降,广西分野经历由独属“扬州”到荆、扬两种分野类型并存的转变,实际上是广西走向高层政区之路的缩影,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这一转变过程总体上呈现“荆州”分野南拓,“扬州”分野东缩的态势,最终形成了广西东部梧州府数县属“扬州”分野,其余西部府州县皆属“荆州”分野的特殊局面,这也正是天文分野理论与实际空间位置相适应的结果。包括南宋蔡戡在内的学者对“荆扬分野”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建构,而后世的广西方志修纂者基本因袭旧说而不加创造。方志修纂者对于天文分野的态度不一,各自在志书中表达了关于天文分野归属的认识和态度。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海南岛的“土客之争”

发生在中国海南岛的土客争乱现象是比较频繁的，不单是早期发生于三亚、万宁的“黎客之乱”，在儋州市、临高县、澄迈县等地同样发生过多次“土客之争”事件。     

"周鸿庆事件"与美日台三角关系

1963年末发生的"周鸿庆事件"引发了台日关系的危机.在这场事件中,日本不顾台湾当局的压力,坚持允许周鸿庆返回大陆.在台湾看来,这是日本亲大陆的严重过失行为,因此对日采取了激烈的报复措施,台日矛盾激化,一度濒临"断交"的边缘.作为台日双方的盟友,美国利用驻台"大使馆"向台湾当局斡旋,不断对其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亲自访日、访台,为解决双方矛盾不遗余力.最终,在美国的调节下,台日双方各让一步,就此渡过了这场"外交"危机.在解决整个事件的过程中,美国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同时,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意图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锦州为汉代徒河县再考

关于汉代辽西郡徒河县的地望，以往学或将其确定在营州东北，或定为邰集屯汉城址，或定在锦州西北，或定为锦州市。本作通过对大量献记载的考证，结合对锦州汉城遗迹、遗物的实地调查，对上述诸说进行了讨论，认为锦州市区新发现的汉代城址应为汉代辽西郡徒河县的旧址。     

1902年中葡交涉述论

1902年中葡交涉过程中,葡方先后提出扩大澳门界址、在澳门及周围各岛范围内任建工程并协助缉私、修造广澳铁路等项要求,并以承认中外新定税则和协助清政府在澳门征税缉私作为交换条件.中方对葡方企图扩大统治区域等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给以坚决抵制,使葡方的主要目标不能实现;但为了取得葡方承认新定税则和协助中方征税缉私的目的,在修造广澳铁路问题上对葡方做出一定让步.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与胡汉融合的历程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为人熟知,但北魏的开创者道武帝以异族征服者的姿态挺进中原时,如何调整与汉族士人的关系,如何将地方大族重新纳入新的国家政权,是解释孝文帝汉化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考察道武帝在国家制度建设以及任用汉族士人方面的作为,探讨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异族政权初入汉地之际胡汉融合的历程。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及展望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经贸关系出现较快的发展态势。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一些波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中日进出口贸易从建交时的10.9亿美元,扩大到2006年的2073.6亿美元,日本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中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机电产品已经成为双方贸易的第一大商品,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活跃,中日贸易正在向水平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不断的增长,截至2006年12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累计达到580.4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台湾省,位居第三位。展望未来,中日经贸关系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试论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对称性问题

针对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理论研究上日益被其他学科挤向边缘的现实危险,本文剖析后认为,根本的症结在于地理学对这一问题始终缺乏一个最能切合地理学学理特征的基本抽象范式。本文将人-地关系对置双方置于地理系统等级序列的框架内,从"分形论"、"界壳论"和"耗散结构论"的理论高度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审视,从而得出人-地关系的对称抽象原理。     

The expansion of water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Although a split and turbulent age,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nown as the Six dynasties, witnessed a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waterway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 significant waterway from Hangzhou to Tianjin held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the Sui dynasty.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Wuhan Daxue Xuebao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Vol. 2, 2004     

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制度化的、按照日期顺序记述当朝皇帝言行和朝廷政务的史籍,这种记史体制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进程。先秦的记史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汉代的"著记"为其前身,而东汉的"起居注"提供了史籍的名称,至两晋形成初步的官方记史制度。从北魏孝文帝定立起居注制度始,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此做出重要贡献,隋唐主要承袭了北朝制度,至唐代确立了理想化的起居注记史体制。其特点是直接的即时记载,奉从据事直书原则,更具备不许皇帝查看的独特性,这对皇权专制有一定的牵制作用。后来各朝代未能完全贯彻这种体制,但也无法否定唐代所确立起居注制度的合理与正义。     

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将 1930年爆发的康藏纠纷定性为地方性冲突事件 ,反对英国插手干涉 ;把解决康藏纠纷与恢复对藏主权、巩固西部边陲结合起来 ,决定用和平方式谋求纠纷的迅速解决 ,甚至可以做出让步 ;但中央与西藏地方在解决纠纷的程序和方式等问题上分歧较大 ,致使纠纷的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 ;这场纠纷中断了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改善的进程 ,达赖和班禅的矛盾再次激化 ,康藏社会和经济发展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