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耀明"铜印主人考

我家祖传的遗物中,有一枚铜质古印,柱钮方形,印面刻有阴文篆书“耀明”二字,一侧边款刻“亮工”二字。清代乾隆年间,由谢氏祖上吏部左侍郎谢墉从周亮工家中征集“叠山先生遗印”时,将这枚“耀明”印也同时转让过来了,在谢氏家中保存至今,只知道已有几百年了,但不知是历史上何人之遗物。显然,在当时周亮工是知道,周氏后人在转让时也介绍了此印的主人是谁,并表明其意义,否则谢墉是没有必要同时也收下这枚铜印的。     

榆次市猫儿岭墓地发现的两枚战国铜印考释

1998年榆次东外环猫儿岭战国墓M139中出土了两枚铜印,发掘简报对其作了初步考释。由于猫儿岭墓的的族属、国别历来分歧较多,对出土的铜印研究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宝贵材料。本文力图通过对印文的考释在这一方面做出客观的探索。     

"大官之印"与西汉的太官

在汉景帝阳陵东侧第16号从葬坑中出土了一枚鼻钮铜印,印文为“大官之印”。从印文来看,这显然是一枚官印。那么“大官”在当时是一个什么官职,它有哪些职能?“大官之印”又怎么会出现在景帝陵的从葬坑中?下面笔者拟根据史料及考古成果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从四枚青铜古印探讨青衣民族的族属和建国问题

1958年,四川省芦山县新开清仁堰,在今仁加乡后坝山坪上挖渠道时,发现窖藏的铜剑二把,铜印四枚,铜泡二枚。铜剑的一把为柳叶形,扁茎,茎上有两孔,无格无镡。铜印都是圆形,有钮,横穿,正面阴刻文字或符号(原件现存四川省博物馆)。经过反复审视,四枚古印的文字符号,各有明显的主题图象。最大一枚为“族徽”的象征,直径3.6厘米,正上方有只人眼睛的图形,正下方有个似蜂的昆虫,可能是古代一个民族崇拜的图腾(见拓片图一)。次大的二     

陕西渭南民主南路汉墓M2发掘简报

2019年4月,渭南市博物馆、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中心在渭南市民主南路基建工地发现并抢救性清理了两座汉代砖室墓。其中M2保存较好,随葬器物未被扰动且数量较丰富,出土了带有“汝義”铭文的龟钮铜印。该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关中东部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组合及特征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湖南省博物馆藏乌市会通钱局铜印

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乌市会通钱局铜印一枚 ,印面呈梯形 ,上窄下宽 ,上宽 8、下宽 1 4,印面通高 3 2毫米。印面共分两格 ,上格内为“乌市”二字 ,下格方形 ,印文为“会通钱局”四字。印纽下有三台阶 ,上为扁平柱纽。纽上有一圆穿系孔。印通高3 4毫米 (图 1、 2 )。此印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征集 ,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转交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乌市会通钱局”铜印或为湖南某地名乌市的会通钱局所用。清末民初 ,因经营银钱业有利可图 ,各式各样的钱庄、钱局林立 ,湖南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益阳、安化、洪江、津市、芷江等地均有钱铺 ,多达数…     

青海省大通县出土一方明代官印

1999年6月,青海省大通县文管所依法征集到一方铜印。这方铜印是当地农民在宁张公路31公里路标附近的农田挖沙时,在距地表1米左右的沙砾层中挖出的,铜印通体附着坚硬的水垢和铜锈。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古代铜印

<正> 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在多年的文物征集工作中搜集到一些古代铜印,其中多为官印,且大部分出土于本县境内,均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现择要介绍如下。     

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馆藏西夏印考释

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现收藏有两枚西夏铜印,其印文都是"首领"二字,分别属于正德和天盛时期。本文依据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对馆藏西夏印的形状、尺寸、铭文等作了介绍和考证,以期推动西夏印的研究。     

谈资料长编的编写

志书的资料长编,是指按志书篇目的要求,把收集到的原始资料作归类、整理、鉴别、筛选、考证、核实处理后,以时间顺序进行编排的一种资料形式。它是全面的、系统的、原始的、准确的资料。资料长编它既不是志书的初稿,也不是资料的汇编,更不是原始资料的堆积,而是在收集大量原始资料后,经过系统的纂辑形成的志书的“半成品”,是孕育志书初稿的“胚胎”,是从原始资料过渡到志书初稿的“桥梁”。     

南宋“行在榷货务都茶场”铜印考——兼谈八百年前南宋京城“金融一条街”的实物遗存

南宋“行在榷货务都茶场”铜印,经中国印学博物馆鉴定并释文,现藏杭州南宋钱币博物馆（插二下）。 这方铜印,红铜质。宽48,高52,厚16mm。印面镌有阳文篆书三行,每行四字,为“行在榷货／务都茶场／中门朱记”共12字;背面阴刻楷书二行,每行四字,为“绍兴十年／文思院铸”八字。     

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的实证

1987年,笔者于许昌博物馆主办地方历史陈列时,借展了临颖县文化馆在汉魏许都故城南郭城遗址(现临颖县城南董村)中出土的四方龟钮铜印。     

设置同"法轮功"邪教斗争专记构想

续志必须记述同“法轮功”邪教斗争。设专记集中记述,有利于揭露“法轮功”邪教的反动本质,有利于后人对志书资料的使用,有利于编者操作。要写好专记必须明确记述要点;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特载、专记与大事纪略

“特载”源于报刊和年鉴,“专记”源于旧志杂记,“大事纪略”源于志书纪事本末体。上一轮修志尚无“特载”体载出现,“专记”也不多,而“大事纪略”体载则有几本志书予以实践,并得到方志界的重视与赞同。续志出现“特载”、“专记”的体例设计,也有个别志书予以实践,从其形式与内容看,“特载”与“专记”没有“大事纪略”的体载科学合理。     

天赐年款铜印与乣军政权

一“天赐”年款铜印的发现最早见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古印钩沉》,该书辑有“都统府弹压印”一方,背有“天赐二年”款。60年代以来,在河北、内蒙、辽宁等地又相继发现几方天赐年款铜印,见于报导的有: “宝坻监判官印”,1965年5月发现于河北省丰南县柏各庄农场;“都统府印”1966年发现于河北省满城县中南韩村;“万户之印”,1974年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克力代公社教来河边;“都统府弹压印”,1976年发现于辽宁省朝阳县大平房公社大平房大队;     

言之有据 紧扣主线——评《新疆通志·科学技术志》

《新疆通志·科学技术志》(以下简称《科技志》)是一部颇有特色的志书。通读此志 ,对新疆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有了系统和全面的了解。我认为 ,该部志书的成功之处 ,主要是在资料工作上做了认真的考证和在编写中紧紧抓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主线。一、《科学技术志》注重考据有特色(一 )考据是保证志书质量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同志指出 :地方志是科学性工作 ,要加强学术研究和考证 ,要重视志书质量。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 ,资料是其基础。由于资料鱼龙均有 ,如果不加考证 ,去伪存真 ,就难以保证资料的真实 ,也就谈不上志书的真实 ,所…     

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木牍、铜印及相关问题再考

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中木牍“文告牍”释文存在问题,将重文号“=”误解为冒号,将“辟”误解为“承”。“文告牍”性质是否为“告地策”,关键在于是否向地下鬼神通告亡人户籍,因此“文告牍”定名为“告地策”更为准确。汉墓中铜印读法应按照回文排列方式重新识读。木牍中“官司空”是专有名词,应释读为实有的机构与职官。     

八思巴字“乾州分千户印”

1981年,陇西县昌谷乡元各村农民岳某在地边取土时,挖到一枚古印,后被人辗转卖给城关购销站。县化馆干部王鸿义、陈兴得知消息后,与当事人及购销站联系协商．将该印收归化馆保存。现在,这枚印章陈列在陇西县博物馆展厅。     

"百分比"、"倍"的用法

地方志书、年鉴中不仅收录大量的统计数据,而且还通过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的比较,来说明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概貌。“百分比”、“倍”数的用法正确与否,关系到志书、年鉴的质量,关系到志书、年鉴功能的发挥。新疆已出版的志书、年鉴对“百分比”、“倍”数的使用,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使用不当或使用错误的情况。方志工作者、年鉴工作者应当正确掌握“百分比”、“倍”数的使用方法,努力提高志书、年鉴的可信度,为读者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资料。[第一段]     

一本有实用价值的好书——《方志资料审核论稿》

本文通过向读者推介《方志资料审核论稿》一书,抒发作者对做学问要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学术主张。本文认为时下理论研究中存在“膨化”现象,热衷于空洞的理论叙述,而对辨别资料真伪、考证史料正误工作不够重视,以至于影响了志书的质量。方志界对待志书中的错误有积极与消极两种态度。作者以《方志资料审核论稿》为例,论述了方志资料审核的目标、内容、要点。同时阐发了对首轮志书质量、主编的文化素质、修志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的一些看法,并对志书资料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及造成入志资料出现谬误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