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弟”溥杰的黑白人生（下）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日本败局已定,伪满洲国也惶惶不可终日,溥杰已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1945年3月,溥杰回北京参加六妹的婚礼,遇到族兄溥雪斋,他劝溥杰说：“现在日本大势已去,你要早自为计。”溥杰出于顽固本性,虽也感到末日将至,心中充满迷惘和惊恐,但仍强打精神死硬不认输,他对溥雪斋说：“事已至此,只有一死了。”同时他对豫亲王府端镇劝他回北京暂避的好意反驳说：“日本要垮台,这已是事实,我哪会不知道?但是若我一走,丢下哥哥怎么办?     

溥仪与溥杰的患难兄弟情（中）——难兄维弟纷纷落水

“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政治密谋 溥仪和溥杰的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天津和东京之间,形成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说到底,这是中国封建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沟通的神经。日本军阀曾利用这根神经,向溥仪传递信息,试探他的反应,借以决定相关的对华政策。     

溥仪与溥杰的患难兄弟情（下）——亲兄亲弟的手足情深

兄弟二人同被押赴苏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和溥杰同时被俘。为什么溥杰会和其兄一同作为战犯被俘呢？这是因为,溥仪在最后逃命的时刻,抛下了妻妾、妹妹以及从小相依的乳母,抛下了无数的国宝珍玩,但却一直带着弟弟溥杰,把溥杰和另外几个实在脱不开的人,一直带入战俘营中去了。     

爱新觉罗·溥杰的两段传奇婚姻

正爱新觉罗溥杰(1907-1994),满族,清朝皇族,是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亲弟弟,父亲是第二任醇亲王载沣。溥杰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幼年时,他陪伴已经退位的溥仪,在皇宫里当伴读;少年时,恰逢"冯玉祥逼宫事件",溥仪被迫搬出皇宫,迁移醇亲王府,后去了天津静园;青年时,他与溥仪为了光复祖宗江山的美梦,借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     

我所认识的“皇亲国戚”

<正>“亲王溥杰”和《流浪王妃》我最早认识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弟弟“亲王溥杰和王妃浩”。记得那是1984年初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在沙滩北街2号、北大红楼后面的地震棚里办公。一位朋友对我说：“有一本书，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用日文写的，想译成中文出版，溥杰委托李文达（溥仪《我的前半生》的执笔者、作家）代理翻译出版事宜，李先生托我问你想不想译？”我说：“我不认识李先生，他怎么会找我？”     

溥杰先生故居

溥杰先生故居在西城区护国寺街52号。这是一处小型四合院、坐南朝北、门楼不大也不起眼,院内倒坐3间北房是溥杰的书房和卧室,东西厢房是工作人员和保母居住。这小院原是溥杰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备的房产。由于历史的变迁,解放后,收为公产,被街道地毯厂占用。1960年溥杰大赦回京,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落实政策,经装修复原,添(?)家具并安装电话,将房还归给溥杰。溥杰搬进后     

末代贵妃在八路军队伍里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仓皇出逃,把家眷丢在通化临江的大栗子沟煤矿,其中有“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溥杰的妻子嵯峨浩、溥仪的乳母以及族人和太监侍女等共百余人。几经周折,这些人在临江遇匕了八路军,从临江到通化再到长春,他们在八路军部队里整整待了半年,尤其是由平民女孩成为“贵人”的李玉琴,又一次经历了命运的重大转折。     

爱国主义视角下的张作霖对日关系

张作霖对日政策出发点是壮大自身,逐鹿中原。基于此,他依靠和服务日本以获取援助和支持。但是当日本侵华要求威胁到他在东北的核心利益时,他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在这一特殊时期,他是为生存发展而抵制日本,这与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张作霖所起到维护主权的作用大多是客观的,他本身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     

仰慕少帅张学良 “御弟”溥杰要当兵

溥杰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1927年,溥杰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学良,顿觉相见恨晚,从此与风流倜傥的少帅称兄道弟,出入于饭店、球场、舞场中。     

名人热起来帮居：溥杰先生故居

溥杰先生故居在西城区护国寺街52号,这是一处小型四合院,坐南朝北,门楼不大也不 起眼,院内倒坐3间北房是溥杰的书房和卧室,东西厢房是工作人员和保母居住。这小院原是溥杰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置备的房产,由于历史的变迁,解放后,收为公产,被街道地毯厂占用,1960年溥杰大放回京,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落实政策,经装修复原,添置家具,     

周恩来与王希天

王希天,原名王熙敬,吉林省人,生于1896年,比周恩来大两岁。1914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1918年5月,他发起组织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1919年5月,他又组织领导中国留日学生声援五四运动。同年9月,他转学名古屋八高文科,其后弃学从事侨日华工救济事业。1922年9月,他创建“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当选为会长。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发生强烈地震,震后大火燃烧。9月12日,他为调查日本军警在东京大地震中杀害侨日华工的暴行,惨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杀害,牺牲时年仅27岁。王希天是五四时期反帝爱国的先驱,是侨日华工的领袖。     

1974年，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

1974年3月10日清晨,一名身穿半旧日本军服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来到菲律宾卢邦岛警察局,他向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后,郑重地把一支步枪放到地上。他说：“我是少尉小野田。我奉上级的命令向你们投降。”这个日本人因为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与部下一起在菲律宾的丛林中战斗了整整30年。     

圣德太子与日本早期佛教

佛教能在日本迅速传播并成为国教,主要得益于圣德太子的大力提倡。他在发展佛教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确立佛教在日本的地位;二、兴建佛寺、像塔,翻译佛经、广度僧尼;三、广招中朝僧尼前来日本授法,派遣隋使到中国大陆吸纳以佛教为主的先进文化,为日本古代文明的前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日本学者对侵华思潮的批判--读室伏高信《满蒙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主张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为征服全中国之前一步)的思潮充斥日本朝野上下。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之际．日本的这种侵略思潮更加弥漫于其国民脑海。报社记、评论家室伏高信一反其国民的战争狂醉,在他于1931年11月完成的(满蒙论)这部作中,对日本国内的侵略思潮进行了系统驳斥。他向日本国民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必将引发世界大战的灾难进而危及日本的生存的警告,抨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和本质,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迅速觉醒,指出日本的出路是从中国撤军,走与中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这种认识,在当年日本狂呼“到满洲去”的战争狂醉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历史车轮进入21世纪的今天,对于日本国民的对战争的反省,对于中日两国人民总结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着眼于未来,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研究价值。     

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中国的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日期间,他广泛考察日本民间风土人情,积极开展日本民俗研究,先后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他在两本著作中,就民俗学理论提出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并将民俗研究付诸实践。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现代民俗学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在中日民俗学史上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薛俊的日本观——以第一部日本研究的专著《日本考略》为中心

中国人的日本观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薛俊的日本观则是明代日本观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本文以《日本考略》为中心,主要从日本人、寄语、朝贡等方面深入分析薛俊的日本观。他对日本的认识,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代表着浙江人日本观的较高水平。     

华侨英雄蔡智堪与《田中奏折》泄密案

对于很多人来说,“蔡智堪”这个名字或许挺陌生。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他就在国内外有些名气。他不是谍报人员,他只是个侨居日本的我国台湾省商人。然而,在强烈的爱国精神驱使下,蔡智堪大智大勇,在号称“警察国家”的日本高层政界搞到了对外严加保密的《田中奏折》本,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们以重重一击。1931年8月,《田中奏折》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公诸于世。虽然它被披露出来并未能让一贯媚日妥协的蒋介石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日本侵略的狰狞面目。     

德富苏峰的断裂人格刍议

从人格角度观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德富苏峰是近代日本人格断裂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转换很复杂,且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其人格的转换过程反映出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他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在当今日本社会仍有潜在的影响力,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汉口日本租界巡捕包庇烟赌的内幕

廷艺到汉口日本总领事馆教书舍弟白廷艺于1917年在北京市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因家族无力供给他入大学深造,希望谋事维持家庭生活。彼时先父在北京日本同学会教书,可巧有一个日本学生土桥,是北京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他对先父说,他已经转任汉口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