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全球历史观”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活动,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动向述评

20 0 1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扶桑社出版 ) ,因遭到日本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批判和抵制而被“零选用”。然而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远未就此结束。最近一段时期 ,“编纂会”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     

广东省历史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

史学研究属于基础研究,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解放以后,陈寅恪、陈序经、岑仲勉、梁方仲、刘节等一批著名史学家在我省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陈锡祺等老一辈史学家继续为我省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前辈的努力奠定了我省史学在全国的地位,并培养了后继的人才。在新世纪开始之初,面对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     

“中心观”与“中心论”

在既有的各种世界史体系范式中,“中心”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概念,也是一个容易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结构范式,世界史体系又无法回避“中心”概念。当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建构不同范式的世界史体系时,无论是否直接表述,“中心”问题都蕴含其中,并以此支撑起各自的阐释系统。不过,在以往关于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中,“中心”的两种含义。     

美国“使命”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

“使命”观指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这种观念在美国白人文化中根深蒂固,可以说是发轫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根植于美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随后又受到美国是世界上发端较早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加强。“使命”观所体现出的内容在现实世界中未必真实,但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却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尤其在美国政府决策者的思想意识中体现出来。因此对美国“使命”观的历史与文化起源的探讨有助于从深层认识美国外交的实质     

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

全球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过程有密切的联系。全球化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全球历史观是20世纪下半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全球历史观所以要强调“全球”,是针对西欧为中心或欧美为中心历史观的“中心”而言的。全球历史观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新的史学思潮,已经并将继续对当代国际史坛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它是时代的产物,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永春留从效与泉州“海丝”

福建永春．古称“桃源”，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有“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序春”的美誉。千百年来．清清桃溪水在留安塔下缓缓流淌，诉说着多少伟人的动人事迹，巍巍大鹏山可以作证。     

“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的历史与实质

“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解一下“黄祸论”的百年史，分析一下其实质所在，对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能使我们保持更清醒的头脑。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

190 2年 ,康有为深情表白 :“以我之愚 ,窃爱大中国 ,爱一统 ,若其为印度焉 ,分为众小以待灭 ,此则我之愚 ,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他以“大中国观”反对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 ,导发了一场思想大论战。通过论战 ,革命派接受了“大中国观”,清算了“民族复仇”、“满汉分治”、“特法治满”等错误主张 ,放弃了有严重负作用的“驱除鞑虏”口号 ,形成了巩固中国统一、体现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方针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对“民族主义”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对“民族主义”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在2006年初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上,大家对“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和当代命运,认识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有的同志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不存在任何消极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的完全的肯定.也有同志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作用是负面的,以一种狭隘的、闭塞的心态,阻碍甚至抗拒中国融入世界明的历史进程.对于学术讨论会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一件大好事,只要大家抱着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共同探求真理的态度,就可以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大大提高会议的质量,这样的会开起来才有味道.[编按]     

历史的“玩笑秀”

“作秀”．以及基于“秀”而派生出的名词如“模仿秀”,又如基此而分蘖出的“政治秀”、“文化秀”、“生活秀”、“幽默秀”等等．太多太多了!不过我认为．这一切“秀”既然是“作”出来的．     

历史“狗仔队”横行

八卦娱乐新闻近十年来风行一时,凡有新星问世,便来说她的“潜规则”,而凡有旧“腕”复出,又必然揭他的“曾经沧海”。在港澳媒体的渲染下,早前“陈冠希裸照风波”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一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检验途径,而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国际关系领域自不例外。国际关系研究之传统一人文主义与行为一实证主义两大研究途径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当前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或日“本土化”。或许,将历史学的长处、包括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是值得尝试的途径之一。     

杜赞奇现代性之“恶”与民族主义的“毒”

杜赞奇的笑容很给力。眉毛胡子都运动起来,拥向那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向外界传达睿智和友善。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表明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和理论上的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确立并非偶然,而是对中国共产党8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继承与发展的最新成果。     

“时”系字群与先民原始时问观

本通过对汉字字形的分析认为：“时”系字群的构形与日月的运行有一定关系,反映出先民原始时间观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