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敦煌佛教

有明一代的敦煌,自1372年至1516年之间,属于蒙古后裔统治时期;1516-1715年为吐鲁番回鹘统治时期。在蒙古后裔统治敦煌时期,仍有不少回鹘、蒙古、藏族信众时有礼佛及举行佛事活动,另有不少回鹘、蒙古、藏族高僧演习佛学,礼佛弘法。于敦煌从事军务的明代军人亦巡礼过莫高窟,明初蒙古瓦剌部的首领顺宁王脱欢的一位"医工"在宣德、正统年间到过莫高窟巡礼。吐鲁番统治敦煌时期,敦煌处于崇信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回鹘的统治下,其统治者对佛教极为反感,因此有明一代,敦煌佛教极其衰微,但也有笃信佛教的回鹘人在明代的敦煌有巡礼佛教洞窟及抄写佛经的佛事活动。有明一代,整个敦煌石窟并无绘塑之举。     

敦煌学研究在中国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洞窟中清理积沙,发现墙上还有沙子在向下掉,他满心狐疑地敲了一下那面墙,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沿着墙的缝隙,他挖开那道墙壁。原来是别有洞天。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纸写经卷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王道士惊呆了。     

敦煌百年与安徽人

敦煌莫高窟106年前,有位王圆箓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东侧北壁无意间发现有空洞回音,疑是密室,破壁探察,只见堆满了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是年为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的发现正如陈寅恪说的,是一部中华民族伤心史。近年来围     

敦煌遗书近现代鉴藏印章辑述(上)

1900年,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敦煌,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一个偶然的发现,使得藏经洞进入了世界学术的视野. 敦煌遗书的流散,一直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年,王道士以及押运人到底使多少敦煌遗书散落民间,又有多少被破坏直至毁灭,研究者一直欲探究竟,但至今没有明确答案.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幡的图像研究

幡在我国古代本土文化中是旗帜的意思,后来佛教传入到中国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不同的含义。它在佛教中语境中,是供养佛、菩萨以及庄严法场上的重要用具之一。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莫高窟唐代壁画中幡的图像大都是在经变画的题材中出现,可以看出幡既属于艺术,又有宗教的意义。本文根据敦煌壁画的图像和文献记载,对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幡的来源、用途、形制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呈现出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幡的面貌。     

邮票上的敦煌飞天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莫高窟４９２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在《敦煌飞天》大型画册序言中说：“总计约四千五百余身。”可以说,莫高窟是全世界和全中国佛教石窟、寺庙...     

勘正辨疑随文释义--《敦煌边塞诗歌校注》简评

随着“忽有天炮响震”,“山裂一缝”,看护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公诸于世,震惊环球……到如今已是整整一个世纪了。     

四世噶玛巴若贝多吉元末西北朝圣巡礼活动考述——以其藏文传记史料为中心

文章以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为其上师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贝多吉所作传记为主要文本,结合《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等典籍,探讨若贝多吉在西夏故地北五台山、河西甘凉两州的汉藏佛教寺院以及敦煌莫高窟等地的朝圣巡礼活动,复原诸多人名、地名与事件,认为直至元朝末年西北地区的诸多佛教圣地依然对来自西藏的高僧活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元代西北地区是汉、藏、蒙古、党项、畏兀儿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从民国西北游记看敦煌藏经的散佚

正1900年对敦煌来说是不同凡响的一年,随着莫高窟第17窟的打开,敦煌这颗丝绸之路衰落后已逐渐黯淡的明珠又重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遗憾的是,首先发现它的竟是愚昧无知的道士和贪婪的劫掠者。1907年,当伯希和携带敦煌所得经卷前往北京展出时,罗振玉、王国维、蒋斧等惊呼不已,敦煌遗书这才走进中国士大夫的视野。     

敦煌莫高窟早期雕塑源流

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主体部分,而其早期彩塑被认为从我国源远流长的雕塑艺术传统中获得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形成了概括、含蓄、富有装饰性的鲜明风格。敦煌早期艺术家在本土文化语境中,以积极的姿态吸收并融合了外来佛教艺术的技法,开启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莫高窟雕塑艺术的序幕,开创了新异而又民族化的风格。敦煌莫高窟早期的雕塑像莫高窟其他艺术一样,是一部中西艺术交流史,是中国民族艺术早期向西传播的图像见证。     

敦煌隋代舍利塔始末

隋代三次在全国建立舍利塔,仁寿元年(601)第一次30州中就有瓜州(敦煌),安置地在莫高窟崇教寺,此后舍利塔一直是"镇乎一州之内"的标志性建筑.786年吐蕃占领敦煌,敦煌官员取出舍利献给吐蕃.宋初工匠董保德清理塔基,将发现的供养物品变卖,隋代舍利塔至此彻底毁失.     

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郝春文１９００年农历５月２６日,道士王圆在敦煌莫高窟第１６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１７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     

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

豳王为元代诸王之一,始祖为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形成于14世纪初期,包括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敦煌和哈密.豳王家族虔信佛教,但史书了无记载,幸赖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各种文献,依稀可以考见豳王家族事佛活动之一斑.从中可以看到,豳王家族不仅对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活动进行保护,而且常以供养人的身份出资兴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尤其是对酒泉文殊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之多处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受其影响,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在当时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使河西石窟的营建活动在元末渐趋高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的14处元代洞窟大都为元朝晚期之遗存.     

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3- 2004年,与美国盖蒂保护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敦煌研究院合编)。莫高窟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宏大、历史最久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良好的佛教石窟寺;也是我国唯一具备世界遗产全部价值评估标准的文化遗产。     

莫高窟的佛光

那个姓乐的和尚，和那个姓王的道士，这是一种因缘么？鸣沙山千年的佛光如今已成游客的神往。那处断崖隔着两种宗教，洞窟开凿者和宝藏的贩卖者陌路相逢，必然有的诵经，有的赌咒在敦煌，每一粒沙都是秘密从公元３０６年的头一锤敲起，莫高窟就开始积蓄生命。走火入魔往往成为一个王国的结局今天，乐和尚和王道士似乎不好随意褒贬。正如《西游记》里的如来和玉帝。当五星级酒店在戈壁蠢蠢欲动，当九色鹿摇身变成导游，当飞机像金翅大鹏一样落在敦煌……那片佛国净土只是壁画上的梦幻。谁将舍身饲虎一条旅游热线，一声阿弥陀佛敦煌是一门学问，而高深莫测的更是那万道佛光。经卷和文书、刺绣、法器、第十二个莫高窟的朝代没有供养人，而名声响遍世界。那佛光或许只有从参观者的眼睛里寻找黄金周的进账和一些人满足的笑容，是莫高窟４９２个洞窟盛不完的悲哀莫高窟的佛光@县丑     

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

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郑炳林张金炫，吐蓄时敦煌乾元寺僧，曾任吐番敦煌佛教教团僧首都教授之职，主持修建了其功德窟莫高窟第１５５窟，敦煌写本邀真赞中保存有张金炫和尚的邈真赞，是敦煌佛教教团中一位很有声望的高僧。关于张金炫，竺沙雅章、陈祚龙、荣新江、马...     

敦煌壁画中的大、小昭寺

敦煌莫高窟石窟的开凿,据碑记记载始于366年,在经历了四百多年后的787年,强大起来的吐蕃占领了这一佛教圣地,吐蕃统治者也笃信佛教,随着吐蕃的占领,也为唐代本就辉煌的壁画艺术带来新的画风与形象。     

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

本文是作者2007年5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中译本.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8年)过程中,于1907年春、夏两季到甘肃省敦煌县考古.当时,敦煌县农民正在进行抗缴采买粮的运动,敦煌一带又流行瘟疫白喉.斯坦因乘敦煌县局势不稳定之际,利用敦煌县文武官员全力处理官民矛盾、无暇顾及文物保护的机会,在莫高窟与王圆禄道士秘密交易,骗购大批藏经洞文物.随后,斯坦因又利用敦煌县农民暴动后甘肃西部政局混乱之机,将藏经洞文物运出甘肃,造成敦煌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外流.     

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相关问题再探

莫高窟第76窟内的八塔变图像出现于宋初时期,其粉本应是中印佛教交流过程中由印度僧人传至敦煌的。而这一题材绘入洞窟时正处在敦煌末法思潮盛行的背景之下,作为正法象征的八塔变壁画蕴含了信众渴求佛法不灭的心愿。同时,莫高窟第76窟作为大族营建的家窟,具有举办佛事活动的功能,八塔变与窟内其他题材的相互联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信众的信仰实践活动。     

浅谈敦煌莫高窟的中原传统文化问题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大西北沙海中一颗明珠,它又像一株奇葩在中国佛教艺术中吐放出芳香异彩。它虽然受龟兹佛教艺术的影响,但决不是简单地模仿与照搬,而是经过古代艺术匠师的“各驰奇思”,在汉晋时代扎根敦煌于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西域艺术创造出来的,它具有中国的作风和气派。本文仅就莫高窟中的中原传统文化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