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寺院田产来源的变化与影响

唐宋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这种社会变革不仅贯穿于当时的世俗生活,也贯穿在当时的宗教世界之中。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之一,经过汉唐以来的发展,佛教思想深入人心,社会各阶层信奉佛教者比比皆是。而与世俗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便是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繁荣与衰弱。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基础和决定性的生产资料,也是衡量经济实力最重要的指标。对于佛教徒修行的道场和活动中心的寺院也不例外,土地是寺院、僧侣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是寺院经济的最主要来源。     

高昌至西州寺院三纲制度的演变

如所周知,佛教寺院首长,向有“三纲”之目。所谓“三纲”,《僧史略》卷中“杂任职员”条云:“梵语摩摩帝、悉替那、羯磨陀那,华言言寺主、上座、悦众也。”其中“悦众”的正式名称是“维那”。然而,寺院三纲制度究竟建立于何时?后来如何演变?分职何时确定?等等问题,佛教典籍却没有明确的解答。我们只知道,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历曹魏、西晋,才逐渐兴盛。在佛教兴盛之前这一时期,寺院规摸不过同于我国的祠堂,形制狭小,事务简单,僧侣也不多。因此,可以推测,分职明确的寺院三纲制度的建立,是佛教寺院在我国定型并且扩大规模以后的事。但是,推测不等于史实。兹根据新出吐鲁番文书,对上述问题作一些解答。     

魏晋至隋唐时期莫高窟经变画的世俗化

经变画虽与佛经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人们对世俗生活的观察、想象与呈现,乃是佛国世界与世俗社会共寓的重要载体。莫高窟经变画以生动形象的图像内容、人物风格和画面构图,阐释佛经教义,映射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魏晋至隋唐时期,莫高窟经变画中原本处于中心位置、高高在上的佛陀日渐走下神坛,走入世俗社会,其人性日益多于神性。在这一过程中,经变画内容日渐丰富,世俗元素不断增多,彰显出佛教世俗化的整体发展趋势。     

敦煌出土文书所见“五逆之罪”考

“五逆之罪”原本为佛教用语,但在敦煌地区出土的世俗汉文收养文书中却出现了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这一现象反映出佛教在10世纪敦煌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该词语的使用开始发生衍变,不再仅局限于佛教,适用范围有所延伸,包含有“忤逆”之意,用来泛指各种逆伦之罪;另一方面,也是唐五代以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与佛教思想双重影响下对敦煌地区世人观念冲击的结果。     

论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的影响

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信众对寺院大量布施,各种佛教邑社纷纷建立,佛教的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思想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身体力行,世俗社会的命名习俗、丧葬习俗也打上了深刻的佛教烙印。     

文化与权力——《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读后

历史学与社会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一般说末,前者侧重于“历时性”(diachrony),后者侧重矛“共时性”(synchrony),前者主要是“叙述”(narrative),后者主要是“分析”(analysis),前者强调“作用”(agency),后者强调“结构”(structure)。而把这些互相对立的倾向“打通”“整合”,则是“社会史”学者面临的挑战和任务。美国     

明代云南佛教文化现象探析——《徐霞客游记》读书札记

《徐霞客游记》的滇游日记大量记载了云南的佛教寺院,以及士庶、官绅等阶层与佛教的交往。本文通过对游记中佛教场所的统计,以及士庶、官僚等阶层与寺院的关系,简要探析了明代云南佛教的人文现象的成因。     

明代云南佛教文化现象探析——《徐霞客游记》读书札记

《徐霞客游记》的滇游日记大量记载了云南的佛教寺院,以及士庶、官绅等阶层与佛教的交往。本文通过对游记中佛教场所的统计,以及士庶、官僚等阶层与寺院的关系,简要探析了明代云南佛教的人文现象的成因。     

试说公元10世纪时的印度“汉寺”

公元10世纪前後印度存在着一些“汉寺”,这是以汉僧为主,体现中国佛教及其文化特色的寺院。它们和中亚丝绸之路上其他汉寺一起,构成了当时中国佛教向西流动的场景。如此宗教现象不仅在印度佛教史上,而且在世界佛教史上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唐末宋初僧职判官考——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敦煌寺院文书和世俗文书中多见有僧职判官,此职务是佛教资料中绝无仅有的。僧职判官是吐蕃占领敦煌后,效仿世俗政权中的判官新设立的僧团释吏,并延续至归义军时期。判官由僧众选举而生,任命权则掌握在世俗政权手中。代表都僧统司监督寺院经济和法师活动是判官的职责所在,部分判官为僧中富户与其家庭背景有极大关系。研究敦煌僧团判官一职,无论对于认识敦煌僧官体系特色还是全面认识中古僧官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