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惠河“五闸二坝”

明清时期沿袭旧制,每年向农民征敛大量的实物税——漕粮,由南方产粮大省经大运河(称外漕渠)运到通州,验收后再经通惠河水系(称里漕渠)转输京通各仓存储。为了便于漕粮的验收与里漕渠的通畅,修建若干闸、坝,当时的“五闸二坝”之说,名噪一时,家喻户晓。如今时过境迁,漕运早已废黜,“五闸二坝”也鲜为人知了。     

元明清政府决策与淮河问题的产生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事关国计。当时政府的诸多治河措施是为确保漕运畅通,加之明代保陵的需要,更使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封建政府的决策行为使本自独流入海的淮河改道主要由长江入海,使淮河流域成为十年九灾之区。     

Harnessing rivers, guaranteeing the Grand Canal unblocked and creation of Huaihe River problems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ties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特则是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事关国计.当时政府的诸多治河措施是为确保漕运畅通,加之明代保陵的需要,更使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封建政府的决策行为使本自独流入海的淮河改道主要由长江入海,使淮河流域成为十年九灾之区.     

明代淮安的常盈仓

淮安自古便是南北交通要道。明清时期,淮安是黄、淮、运的交汇处,为漕运和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淮安作为漕粮转运的一个重要枢纽,明清时期这里设有包括漕运总督在内众多的漕运管理机构和官员,其中就包括淮安运河水次仓——常盈仓。淮安运河水次仓的设置与沿革明代淮安是漕运重地,江南几乎所有的漕粮都要从淮安起运,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漕粮的存储和管理,     

明清以来小城镇的历史变迁:以天津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既是经济与市场因素推动的结果,也受到政治、行政、交通等因素的潜在支配。天津地区小城镇以漕运和海河水系为主要依托,在市场交换与贸易、乡村控制与治理、地方公共事务、文化教育等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表明传统城镇的多元功能及其发展道路的部分合理性。但城镇与乡村关系的疏离,导致城镇发展的内生机制难以形成,又是不少城镇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

通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通州城池自明初以来也日益扩展和完善。本文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明清通州城的发展演变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城城垣扩展受到仓储职能的较大影响,城池巧妙地利用运河水系集城防与漕运于一体,城市职能随着漕运发展而日渐扩充和完善。明清通州古城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的运河文化,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地,应加以深入研究并实施保护。     

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明清时期,通州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漕运物资悉经通州码头转运至北京。由于通州一带土质松软,水道迁徙频繁,对漕运码头影响巨大。在自然水道自身变化和人力整治的叠加作用下,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屡有变迁,位于通州附近的运河码头分布和功能也随着水系格局改变而迁移和调整。本文从分析明清时期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变迁入手,梳理通州码头兴衰起伏和迁移分布过程,以阐述河道变迁与通州漕运码头之间的依存关系。通州码头变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

东晋南北朝时代是淮河流域漕运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虽然南北分治与战争严重制约了该流域漕运的发展,但南北政府出于军事需要,时或修治原有漕路,甚至还开辟了某些新航道,不但适应了当时的需要,而且对后世该流域漕运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一、邗沟—...     

江苏淮安里运河遗址勘探与发掘简报

明清时期,政府为了保障漕运畅通,以"治河、导淮、济运"为基本思路,在今淮安市码头镇和杨庄镇一带进行了一系列治水活动,从而逐渐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清口水利枢纽工程。其中,里运河是较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其河道变迁、运口移位及相关附属设施的建设都是治河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京杭大运河申遗之际,我们在码头镇对里运河的一段进行了考古发掘,了解了其基本规模和相关的堤防设施,以及与其他水利设施的关系,对研究明清时期运河沿革、运河与黄淮的关系、运河与漕运文化、宗教祭祀活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的海河民工经历

上个世纪70年代．根治海河工程正处在重点治理防洪和排沥骨干河道的酣战时期。我老家（今河北省故城县）地处黑龙港流域,是海河水患的重灾区,自然是参与根治海河工程的重要出工地之一。自从根治海河工程开始后。村里每年都要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在春冬两季抽调一部分青壮劳力参加根治海河骨干工程大会战。我1968年高中毕业回乡,自1970年起,曾连续参加了滹沱河南堤后展、开挖永定新河、     

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土坝和石坝是明清时期朝廷专用漕运码头,在漕运史上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的形成,详细介绍了曹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以及转运规模等,重点对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通州漕运码头是体现通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加强保护。     

明清漕运的经济账

<正>漕运，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一种运输方式。而明朝和清朝的漕运制即是为当时最高统治服务的庞大的国家运输体系。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强化时期，漕运是体现集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大运河（漕运）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供应都要经过它”。     

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评介

正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漕运发展成熟,漕运显现出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更丰富的社会意义。清代漕运具体运作中呈现出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及地方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漕运研究的重要对象。最新的力作当属吴琦教授的《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全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一章,附录两篇文章。上编第一章至第六章,"针对国家漕运事务中的征、运、储等重要环节的运行,探讨其对于地方社会的意义"(第23     

胥溪河 胭脂河揽古

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漕运一直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至明清时期,漕运更是达到鼎盛阶段,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也因此成为维系京师补给的交通命脉。但在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时,“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江西,湖广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吴中之粟,...     

民国时期的上海青帮

近年来,随着黑社会犯罪势力的日益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黑社会的来源、特点及其活动等。作为民国时期黑社会的重要组织,青帮不断地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民国时期上海青帮的来源、主要黑色事业及其特点做一番简单的梳理,希望有助于揭开蒙在青帮历史上的神秘面纱。 青帮的来源 青帮最早出现在运河流域,其开山鼻祖是运河流域的漕运水手。有清一代,政府从江南一带征集调往北京的粮食每年达４００多万石。当时有漕运粮船１．２万艘。从事漕运的水手二三十万,他们大多数是从山东、直隶等省的贫困地区分离出来的破产农民…     

《淮安文献丛刻》编辑说明

淮安,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京杭运河的中段、大运河与古淮河的交汇处,历史上,这里是重要的漕运枢纽,是著名的“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所,同时,也是享有盛誉的人文荟萃之地。特别在明清时期,这里是全国最高的理漕长官漕运总督驻节之地,其间,这里还设有江南河道总督署、淮北盐运分司署和淮关监督署,漕、河、盐、榷、驿,成为明清五百余年淮安城市的经济支柱、兴衰要素和基本文化特征。     

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各大殿和紫禁城城墙,以及皇家陵寝所用大青砖,绝大部分是山东临清州烧造。从明初到清末的四五百年中,临清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而成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漕运咽喉,又因其便利的交通和适宜的土质等特殊优势成为明清两朝的贡砖烧造基地。临清的贡砖生产虽间有停废,但一直受到朝廷的严格掌控,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方式。大规模的贡砖烧造一方面促进了临清工商业的繁荣和生产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加重了民众和漕运官军负担,对明清时期的临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五教汇聚的清江大闸口

清江浦是明清时期的漕运要津,南北交通的襟喉之地,向有“九省通衢”之称。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在这里驻节,官署如林。有“官比士民多”之誉。大运河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不仅是经济文化的交流之河。也是一条连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外开放河道,是一条文化汇聚、包容的大通道。提起大运河的文化包容,     

明清时期潇河河道迁徙原因分析

潇河是汾河的第二大支流,其流域是晋中重要的经济区域,明清时期流域水患灾害渐重,其中下游河道频繁迁徙是新出现的灾害。由于流域较小,正史记载不详,本文以地方志为主要材料探究了河道迁徙的主要原因。鉴于历史时期该流域植被一直较少,明清上游白马河一带又未出现较大规模的山地坡垦,故河道迁徙之根源应在下游。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流域洪涝暴雨是河道迁徙的直接诱因;其次,下游湖泊消失、渠道密集等生态环境之变化则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