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蒙＂侵略政策的形成（1904-1912）

日本对东蒙地区的侵略活动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1907-1909年的新法铁路、锦瑷铁路问题进一步刺激并暴露了日本侵略东蒙地区的野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酝酿、准备,辛亥革命期间,随着日本侵略东蒙地区活动高潮的到来,以确保侵占“南满”、同时侵略东蒙为特征的日本对“蒙”侵略政策形成。     

拨子商与近代东蒙的商业圈和物流

本文以拨子商的活动为中心分析近代东蒙的商业圈和物流。拨子商出现于清中叶,拨子商的基地城市位于农牧交错带上。由于清中叶以后农业的北扩,这批基地城市也步步北移。从南到北,货流从边缘城市到牧区,甚至到外蒙。主要的运输动力是骆驼和牛,赶骆驼需要很高的技术。从北到南的主要物流是畜群,特别是羊群。羊群的行走可达8000里。拨子商兴起使得蒙古和内地的社会经济都发生了改变。     

《内蒙古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出版

由内蒙古钱币学会编撰,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内蒙古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之际与广大读者见面。全书17.4万字,真实记录了从抗日战争爆发到全国解放这一时期建立在内蒙古境内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绥蒙解放区和东蒙解放区的货币发行种类、时间、版别,     

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

元世祖朝政治制度的"内蒙外汉",可从官制、军制、宫室视朝与帝号等得到解读。无论中央、地方官制或总体构成、议事方式及长官成分,都显现蒙古俗占据内核,汉法因素多是外围。元宿卫军和镇戍军的蒙、汉混存、军队编组、最高指挥权等"内蒙外汉",也比较突出。两都宫室、岁时巡幸和"视朝"等,汉、蒙杂糅,有些隐含的蒙古俗又是根本性的。皇帝名号及国号,同样是"内蒙外汉"配置。"大元"是外在和汉人语境的国号,"大蒙古国"则属内在本质和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推行八思巴字蒙古语,鼓励汉人学蒙语,率多译儒学经典为蒙语,以斡耳朵祭祖和遵蒙古俗祭天为主,太庙祭祀掺蒙古因素及派官代祀等,又体现文化礼俗的"内蒙外汉"。忽必烈之后七位皇帝大抵奉行"内汉外蒙"的第二祖制,武宗、仁宗及英宗略向蒙古俗或汉法倾斜。"内蒙外汉"二元政策,虽易造成嗜利黩武与冗官贪赃,助长民族压迫和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其历史贡献又是主流,基本适应大漠南北游牧与农耕并存格局,有利于多元文明的繁荣发展,对保持蒙古族的延续性也意义重大。     

裴其勋对民初边务的贡献

裴其勋是清末民初一位镇守北疆的爱国名将，他在长期的戍边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军事指挥艺术，还曾主持编写了一部《吉林剿抚蒙乱详细报告书》，记载民国初建时发生在东蒙地区的乌素叛乱事件，对于研究民国初年北疆边务额有价值。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阜新原本是蒙古勒津部驻地,以游牧为生。17世纪中叶,河套地区的土默特右旗迁到阜新地区,这里的游牧蒙古人逐渐改变了生产方式,变游牧为农耕。几乎是在同时,喇嘛教传入阜新地区,与蒙古萨满并     

关于发展海东地区现代特色农业的思考

加快现代特色农业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关键。现代特色农业是海东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产业。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海东现代特色农业的发展必须立足区情,突出重点,实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培育独具特色的主导产业。     

青海省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对策

青海省农业经济结构在前期调整中,形成了以数量增长为特征的农业生产结构,农产品质量未得到充分提高,不适应市场需求,今后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出发点,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发展具有地域优势的特色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促进农牧区经济迈上新台阶。     

关于鱼峰区志中记载农村及农业特色的思考

柳州市鱼峰区的农业人口、土地面积较其他城区相对少,第二轮编修《鱼峰区志》要改变记载角度,挖掘本城区国家级文明村特色、农业旅游观光等特色,全面系统反映鱼峰区农业发展面貌。     

基于能量方法的江浙地区抬梁式及穿斗式传统民居木构件重要性分析

为研究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构件重要性排序问题,以江浙地区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典型的传统民居木结构类型为研究对象,基于能量方法采用构件属性改变后对结构整体应变能的单位体积改变率作为构件重要性的评价指标,运用有限元软件Ansys(16.0)开发了基于生死单元法和改变弹性模量法的构件重要性评价程序。分析结果表明,改变弹性模量法更适用于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构件重要性分析。通过对抬梁式和穿斗式的单榀框架和整体框架在竖向荷载、水平地震荷载两种工况下的结构构件重要性的计算分析,得到了构件的重要性系数和排序,并提取出了抬梁式和穿斗式传统木构的关键构件。研究结果可以为确定传统木构建筑遗产在修缮施工、维护以及结构健康监测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构件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The integration of action research and traditional field research to provide sustainable solutions to maintaining periurban agriculture

Maintaining periurban agriculture and prime periurban farmland has become a leitmotiv in land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round many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since the 1960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perspectives associated with the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itiatives as well as changing research approaches. Initially, periurban farmland was often seen by planners as a land reserve for urban development. Subsequently, concern was expressed about maintaining the prime agricultural land resource via farmland protection programmes, especially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1960s and 1970s. Early research into periurban agriculture involved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farmland losses and chang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 and farmer interviews to identify pressur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periurban agriculture. Gradually, it became clear that maintaining farmland resources and farm activities required more than just ‘protecting’ them from urbanisation. Two types of initiatives developed: (1)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s to ensure sustainable farm development, e.g. in Quebec since 2008, in France since the mid‐1970s and more recently in Wallonia (Belgium) in 2014; and (2) a change in the research approach to support periurban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While still using interviews with farmers and other actors, more important is the emergence of action research to provide support to farmers, their neighbours, elected officials and professionals in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s,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a better integration of periurban agriculture into the regional urban system. This paper develops this reasoning using research in Canada, France, and principally Belgium to illustrate the argument.     

现代化后的日本农业:问题与对策

20世纪70年代,日本农业顺利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决定性转变。日本农业在完成了现代化任务之后还面临着诸多“后现代”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产品自给率下降,农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农地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农业补贴的财政负担沉重等,为此日本政府在农业立法、体制改革、粮食战略、比较优势和有机农业等方面采取了有效对策。     

传统平原农区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传统平原农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人口集聚区,也将是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区。本文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与农户家庭总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农区发展演化三阶段的理论,并选取不同发展阶段的河南省吴庄村和山东省东店村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人口非农化特征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存在相关性,宏观层面的县域经济发展能力是农户兼业行为特征的重要外因;兼业农户通过土地流转,种植结构调整改变传统耕作方式,优化了农业与非农业收入结构,并推动农区进一步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传统平原农区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方式的影响机理,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推进该类型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清代漠南蒙古耕地数字性质考释——以热察绥地区为例

本文对以热察绥地区为代表的清代漠南蒙古耕地统计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当地的耕地统计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完全统计。由于政区建置时间较晚,本地土地数字较少受到"原额"的束缚,亩制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使用的是240弓的标准清亩,部分地区在清末使用360弓大亩。当地的耕地数字不仅是征税的依据,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的耕地面积。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及其特点

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作用表现为对文化发展历程的影响、对文化发展速度的影响、对文化特征的影响、对文化格局的影响、对中华文明早期发生发展的影响等5个方面,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体现在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采集渔猎经济的存在、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对居住地的选择、因地制宜的居宅建筑、生产生活用具的制造、对原有生态系统的干预等7个方面。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具有人对地依赖性强、地对人制约严格、相互作用极为直接等特点。     

江苏丘陵区不同类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效益分析——以盱眙县为例

本文分析了江苏省盱眙县发展生态农业的主要模式:立体种植型、观光生态型、规模开发型、庭院生态型,农林牧副渔综合型。着重研究分析不同类型生态农业模式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指出低山丘陵区生态农业建设,要充分考虑山区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要因地制宜,实现从生态环境资源化到县域经济生态化,树立全新的观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是丘陵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清季至民国华北的水旱灾害与作物选择

清以来 ,针对华北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 ,人们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农业措施。相应作物的选择 ,加之不同的抗涝、抗旱技术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北的微观作物布局。水灾环境下 ,选择抗涝性强的作物 ,如水稻、高粱等 ;而干旱环境下 ,则选择抗旱性强的作物 ,如豌豆、甘薯等。总之 ,相关作物的选择种植 ,处处显示出对灾荒环境的适应性     

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与态势分析

农业结构调整是针对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面向中长期农业发展目标而实施的农业振兴计划,其根本目标就是把长期以来不符合市场消费需求和没有市场前景的品种及播种面积果断地退下来,形成适应农业发展多样化、优质化、专用化的市场需求,促进农业经营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的根本性转变。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也是加入WTO后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路和动力。近几年来,受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作用的影响,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战略性调整快速推进,农业生产的优势区、产业带新格局正在形成。     

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

清代咸丰朝以后 ,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 ,这一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 ,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 ,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 ,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 ,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 ,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 ,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 ,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工具进步之考评

本运用先秦献记载与考古物对照辨析的方法,较详细评论战国时期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在质地上、种类上明显的时代性进步,并认为这一进步不仅直接为当时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效的保障,而且对后世农具变革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