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与反洋教运动

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探索这一问题,必须研讨乡绅阶层。“绅”者,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异于民。鉴与国内外有些学者往往把官也包括在“绅”的范畴内,笔者特在“绅”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民国初年的乡绅与县政——以《何宗逊日记》中的黟县为例

民初黟县乃至徽州的县政,依然是典型的双轨政治。它的特点,是绅权与政权的共治。鉴于双方力量的不平衡,这个共治是建立在绅权强势而政权弱势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央权威衰弱甚至缺位的乱世,保境安民,是乡绅责无旁贷的义务。在大局粗安情况下,绅权倾向于支持并配合政权。但政权一旦扩张渗透到乡绅的传统势力范围,绅权往往纠结地方各种力量进行抵制。乡绅与地方,更多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绅权对于地方多有保护,也因此获得地方的支持。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太平天国侯相考

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自身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有所谓的“侯相”称谓。通过对这些献使用“侯相”一词的语境进行分析可知,这既不是人名,亦非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它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是一种复指。太平天国将侯与相统称“侯相”有其一定的权力基础与礼制基础。     

浅析清末芜湖育婴堂之“征信”

芜湖育婴堂作为晚清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弃婴的死亡率,是晚清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其运营过程中,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大力推崇和支持,以及芜湖仕绅、商人的鼎力协助,他们出让地权、捐款捐物,那么该育婴堂为何能得到各方的资金支持和物资援助呢?除了当地官员、仕绅将其当作一件善举,发扬乐善好施精神以外,育婴堂本身是否也做了诸多工作来维持堂内外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呢?本文即以安徽博物院院藏《芜湖育婴堂征信录》内所载之资料,从订规章制度、造四柱清册和立誓言三个方面,分析芜湖育婴堂是如何"征信",从而获得更多支持与资助的。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

晚清历史文献中的“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在分指性意义上 ,系“绅士和商人”的合称 ;在单指性意义上 ,则反映着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融合 ,以至结合为一体。“绅商”名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 ,即“商”之地位上升和“绅”之地位下降 ,以及这种社会错动中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变迁。     

“绅商”词义考析

从 1 9世纪中叶起 ,“绅商”一词已经流行于各种公私文献。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分指绅与商的例证较多 ,而单指性的例证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问。所以 ,“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 ,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在考析历史文献时 ,应注意“绅”与其他阶层 (官、商、学、军等 )组合时的不同语境 ;对“绅”分行业分地区的比较研究也应引起更多重视。     

《明史·艺文志》“史部”勘误二则

《明史·艺文志》“史部.正史类”著录:“魏国显《史书大全》五百十二卷。”同书“传记类”著录:“魏显国《历代相臣传》一百六十八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通史类”著录有:“魏国显《史书大全》五百十二卷……《三才考》四十六卷《列国史补》十八卷;“史学类”著录:“魏国显《历代史书总论》二卷”;“传记类”著录:“魏显国《历代相臣传》一百六十八卷。”该书的著录大体与《明史.艺文志》相同,只是在魏国显名下又多了《三才考》等三种书。以此推论,这些书似分别由魏国显和魏显国二人所著,但事实并非如此。最有力的证据是现存明活字…     

说书人与乡绅社会:晚清民国江南县域地区的文化入境与文人应对

江南县域地区一直是说书人涉足最广的就业场,也是乡绅群体最基本的权力空间。从乡绅对说书艺术的接受史来看,射利谋存的说书人与砥名励节的乡绅集团并非两支天然对立的势力。说书人的娱乐属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的文化涵养,疏通了与乡绅的对话渠道,缓解了两者的对抗关系。清末以降,在绅权认定体系日趋瓦解、乡绅权力部分失效以及俗文化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异军突起的历史语境中,说书人以世俗文化入境,对乡绅掌握的文化主权造成了挑战。为了避免权力的遗失,乡绅通过文化嫁接、身份让渡,甚至介入说书人与地方势力的纠纷,适时向对方暗示了权力的在场,明确了文化阶序,并且重新调整出了两者的生态界线,使具有传统儒教秩序的"乡望"体系得以维系。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范文澜化名“武波”

二十多年前,逛东安市场旧书舖,购得解放前重庆版武波著《中国近代史》一大厚册。拿回家里一看,原来就是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的翻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重庆,范老的书是“禁书”,所以化名“武波”出版。“文澜”与“武波”,正好相对应,化名取得实在巧妙。但不知道这是范老自己取的笔     

句无·埤中和“勾践之航”

句无、埤中和“勾践之航”是与古越国史有密切联系的三个地方,但因年代久远,史迹湮没,文献记载疏略以及自然面貌改变等因素,它们的确切地点至今已不清楚。 笔者近来曾去古越腹地进行现场踏勘。现拾掇归乘,草成此文,拟对上述三地作些探索。 一、关于句无的方位及其南缘 “句无”之地文献多有提及,其中以《国语》的记载最早,“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三国吴韦昭注日:“今诸暨有句无亭是也”。诸暨是一块有着悠久开发历史的地方,《越绝书》云:“诸暨大越”,可见这是古越族早期活动的地区。将《国语》所记与《越绝书》相印证,“句无”其地当在诸暨境内。那么,究竟它在诸暨的哪里呢?我以为应在今诸暨县境南部的牌头镇或其附近,理由如下:     

由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银子”谈起

现行中学语书中选用的学名中的篇章,如初中第五册《范进中举》节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节选自七十一回本《水浒传》第三回。其中都提到作为货币的银子。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写到,鲁提辖“摸出来五两银子”给金氏父女作盘缠,那史进也“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再如《范进中举》中范进中举后,张乡绅送来“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绽子,即便包了两锭”,交与胡屠户拿去。     

近代中国“海权”话语构建的源起

中文“海权”一词最初指的是“水师”这一国人熟知而不需特别关注的事物,所对应的是maritime power。1895年因在华西人的使用,“海权”一词进入维新知识分子的视野,并在维新报刊中多次使用。1899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接触到马汉《海权论》的日译本,并将《海权论》的提出者及核心观点通过《清议报》明确介绍给国人,同时在“以马鸿之说规中国形势”时赋予“海权”以全新的主权内涵,“海权”从此成为晚清以降中国报刊的一大热词。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太原乡绅阶层——以刘大鹏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本文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考察近代社会转型期太原乡绅阶层角色、职能与地位的嬗变。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的乡绅阶层,其角色和在地方社会中的职能也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体现着新旧交织的特点;其地位并未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彻底衰落,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并未被完全触动。     

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

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但何谓绅士?史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因此,探讨绅士的内涵和指属范围,使其成为严格的学术概念,很有必要。一绅士或士绅,亦称绅衿,是同一个社会存在对象的不同称谓。绅士与绅衿是经常交替使用的概念: 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从文字本身看,绅、衿、士各有不同。绅指绅带,其引申义为“束绅之士”,即“(扌晋)绅之士者,(扌晋)笏而垂绅带也”。衿指青衿,是古代衣服的交领,后来成为“生员”的服     

释“铜”

《说文》:“铜,赤金也.”所谓“赤金”,指的是金属元素Cu,亦即今语铜铁之铜.然此为晚出之义.博学如段玉裁、朱骏声尚且依《说文》之义为训,可见其古义湮没已久.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秦简《金布律》:“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记)识者靡蚩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