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评介

正孙卫国教授《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作为"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近出的一种,2018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以下简称"孙著")。除绪论与结语外,全书共十四章,前八章为上编,后六章为下编。朝鲜是明朝最忠实的藩属国。明清易代后的百余年间,朝鲜在政治上保持与清的宗藩关系,文化心态上却敌视清朝。朝鲜君臣固执地相信"胡无百年之运",明朝迟早会"中兴恢复"。朝鲜王朝对清的矛盾心态,根源何在?作者指出,朝     

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

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

东亚"朝贡体系"之中,明朝对藩属国颁历授时,是其履行宗主国权力的重要体现。明朝对高丽/朝鲜的颁历关系,始自洪武初年,到永乐初年才形成定制。朝鲜使者每年岁末兼行奉咨请历,明廷赐给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由使者赍回。若不及领取,明朝也会遣使颁历。朝鲜王朝在遵奉明朝正朔的同时,国内自印小历敷用,存在二历并行的局面。有时,所造之历甚至流传回中国。朝鲜王朝谨防此违制之举被发现,常审慎对待明使。明廷颁降之《大统历》在朝鲜王朝具有权威地位,李氏君臣常据之考校本国历日正误,据之择吉行事,还据之修订本国历注。入清以后,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语境中,明朝颁历之举还体现出深远的后续影响。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

建州女真兴起之前,朝鲜与女真诸部间存在着某种不平等关系。由于朝鲜以程朱理学立国,由此埋下了朝鲜视满族人为“夷狄”的根源。面对建州女真的日益强盛,朝鲜国王光海君试图调整对明朝与后金的策略,但却被推翻。清朝以两次战争,将朝鲜由明朝藩国变为兄弟之国以至藩属国。在被征服的过程中,朝鲜始终坚持尊王攘夷的儒家义理观,抗拒清军;被征服后,依然与明朝潜通往来。清入关以后,为了消除朝鲜内在文化心态上的敌意与憎恨,故而推行德化政策,施恩于朝鲜。     

论范晔的史学思想

范晔以系统的、整体的思想审视历史 ,又以发展的、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他从正统思想出发 ,把东汉王朝看成是因应天命的正统政权 ,以民本思想论评东汉史事 ,以儒家伦理评判东汉的历史人物。范晔的史学思想是极为广泛的 ,与汉代史家相比 ,其史学思想的伦理性更加突出。     

朝鲜王朝《尊周汇编》纂修略考

朝鲜王朝臣服清朝后,为了彰显"春秋大义",恪守"尊王攘夷"儒家礼义,践行"崇明报恩"理念,国王正祖敕撰《尊周汇编》,纯祖年间完稿,乃朝鲜王朝所编修最重要的一部尊周史书。此书经李书九、成大中父子为代表的两代人员近三十年努力才编成,成海应最终定稿。该书在中朝关系史上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滦阳录》新谈

殷商末期,箕子率众至朝鲜,中国与朝鲜交往自此开启。唐时期,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到元、明、清时期,朝鲜更是定期向中原派遣朝贡使者,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燕行文献"。《滦阳录》描绘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清鼎盛时期的社会百态。作者柳得恭与清朝文士的交往,及其问贤求书的积极态度亦可以反映出朝鲜文士的"北学"思想。     

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及其困境探析

现代评论派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派别,通过政论时评积极宣扬其政治理念,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观、法治观、渐进改良观、精英政治观等,不过囿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与压迫,和政治理念本身的软弱,最终导致现代评论派陷入"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通过考察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的成因和表现,以及其政治理念所面临的困境,将有助于剖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文化,为探究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提供一个入手的角度。     

旅游经济学自学应考方法谈

本结合以往旅游经济学自学考试试卷题型的分析,介绍了题型要求和答题思路。     

一部颇具新意的拓荒之作——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

河南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 ,不论在学术价值、理论建树方面 ,还是在推动学科建设、为现实提供借鉴方面 ,都不失为一部创见迭出、极富新意的开拓性佳作。该书也有某些不足之处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解读

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已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积极地探索具体的实现道路与模式。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与演变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富裕观和价值取向。一方面他以生产关系的升级来努力寻求现实中的平等发展与同等富裕,另一方面他又把经济的富裕与革命精神、道德建设对立起来,从而陷入取舍两难的矛盾之中。     

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

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包括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两个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五德终始说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五德终始说提出的古史系统和内蕴的经世意识与正统观念,则对于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代史学构建的古史系统所蕴含的正统观念,以及以《汉书》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史学的出现,与五德终始历史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徐干儒学文艺观与创作关系述论

徐干具有鲜明的儒学文艺观,具体体现在注重个人创造的艺德观、以言为贵、言为德藻的重言观、以立志为先、博达中正的才学观等三个方面。它们是徐干自身儒家人格的集中反映,又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考察魏晋之际儒风与文风的交融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时代剧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演进阐发了深刻而新鲜的理论。龚自珍、魏源预见到"乱将不远",对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新的命题;其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构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历史观;至19世纪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结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传播了西方近代进化论,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胡适与蒋廷黻的政治主张之比较

胡适与蒋廷黻都是20世纪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留美学者,都曾经十分关心现实的政治,也曾不同程度地参与政治活动,虽然同样受过西方教育,他们的政治主张却有很大不同.     

论北宋中期的史学思潮及其实践

北宋中期,兴起于庆历之际的学术变革运动,使学者们得以逐渐摆脱经传注疏的束缚,整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构建出具有新内涵的儒学,在此过程中,为了强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至上性,学者们不仅试图将其解释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而且还以其为准则评判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同时以其为指导思想对历史进行大规模的编纂或重构。     

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