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施政措施与彼得大帝改革之比较

彼得大帝改革使俄国步入“现代化国家”,并影响到后世,他在经济上的一些措施甚至对今天的俄罗斯也有一定影响。然而,同一时期的“康乾盛世”在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一个庞大而繁盛的清帝国随之陷入丧权辱国、被动挨打的苦难深渊。本对一喜一悲,一起一落的两种改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并剖析这两种不同后果的原因。     

清代章学诚方志思想浅析——兼评“康乾盛世”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我国学术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方志学,更是蓬勃发展,这与康乾盛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及良好的治学环境分不开。章学诚就是这样一位身处盛世的学者,他为我国方志的纂修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自己独有的方志思想,为我国方志事业作出了贡献,至今仍有借鉴意义。那种紧紧抓住文字狱不放,一叶障目,否认康乾盛世文化繁荣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

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大家。他的“史意”说对当下文化史研究有多方面的启示。其一,文化史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应当走“圆而神”而非“方以智”的发展之路;其二,在体裁、体例、结构、内容安排方面,文化史研究特别要求“独断于一心”,不拘一格、法无定法;其三,文化史研究并非在对象范围上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专史畛域分明,因此,其撰述必然在内容上与上述诸专史有所重叠,甚至重复。但这样的重叠、重复,恰恰是体现文化史家“史意”的精彩之处;其四,文化史研究要避免“馆局纂修”的弊端,提倡“独断”之学,提倡个性化研究。     

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

公元前401年,万余名希腊籍雇佣军随波斯王子小居鲁士起兵,参与波斯内战。在小居鲁士兵败被杀后,这支雇佣军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翌年返回。这是东西方民族关系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两千四百多年来,某些西方学者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他们从中似乎找到了西方人自古优于东方人的“根据”。然而,通过对有关史实的重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色诺芬对小居鲁士个人才德的描述明显言过其实;古代文献中提及的波斯国王的军队在交战中被希军“赶跑”、“击败”,然后国王又派兵“护送”希军出境等内容,不过是某些希腊作家对史实误解或自欺欺人的曲解而已;近现代西方学者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吸收了他们对波斯人以及东方其他民族的某些偏见,陈陈相因,以讹传讹。近代西方人对东方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偏见,其源头之一正是他们对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的曲解。     

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因何而起,战况及胜负如何,对后来的清准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虽然长期受到关注,但限于史料仍然存在不少扑朔迷离的环节。本文主要试图运用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结合清朝官书及其他史料,对历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重新审视。总的来看,唐船风说书里所反映的乌兰布通之战,与清朝官方的口径多有不同,唐船商人普遍认为的"大清落败"、"大清未胜",与主张通过史料批判来澄清传统看法中某些误区的研究者在观点上能够彼此呼应。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就此而遽下论断,但是这些信息本身已经足以唤起我们的重视。     

墨学“中绝”之因及时代意义新论

春秋时期,墨学与儒学是颇有影响的两家学派。而至秦汉,由于种种原因,墨学陷于＂中绝＂,这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均有消极影响。当今,探讨墨学＂中绝＂之因、认识墨学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学“诚”说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

“诚”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许多儒学的心目中甚至是一个核心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文化与契约文化经济。把儒学的“诚”说发扬光大,重塑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建设而言是具有经济效益的。     

周道始兴秦“豳”说补缀

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一文,首倡周道始兴晋＂邠＂之地说。此说似乎对《左传》、《史记》传统的秦＂豳＂说具有一种颠覆性,但由于钱先生所立论依据有缺憾,故对传统秦＂豳＂说实难撼动。     

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

在唐朝少数史笈里,虽有“庄园”一词,但把“庄园”作为学术加以研究的是从日本开始的。三十年代,“庄园”说传入中国。唐庄有官庄、私庄、寺庄几种,其面积大数十顷,小一、二顷。官庄属于政府,由庄宅使、庄吏经营,私庄由地主或庄仆管辖,土地可以买卖。庄主必须给政府纳税,生产主要是佃农。唐庄与中古欧洲庄园不同,唐朝没有庄园经济。     

邹衍对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及其作用和影响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对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邹衍在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观中,加进阴阳五行的内容,完成了五德终始说.它既是一种政治哲学.历史观念,同时又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政治数术.对后世影响深远,往往被作为王朝更替的理论依据.     

浅析唐兰“三书说”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20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在批判“六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理论“三书说”。“三书说”的提出是对传统权威的首次挑战,为我国研究汉字的构造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中国文字学的发展。然而,“三书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当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三书”的价值及局限性。     

“外人回心向之”？——庄士敦与溥仪“出洋之议”

1919年经旧官僚李经迈推荐,英国人庄士敦成为逊帝溥仪的英文师傅。该教育计划牵涉一项过去罕为学界注意的溥仪“出洋之议”,庄士敦本质上是替李经迈等帝制派争取英国援助,转行君主宪政的中间人。然而,英国当局虽积极占据英文师傅职位,借谋维持在华威望,却并不接受溥仪戴皇帝头衔出洋游历,以免引起外交争端。庄士敦与英方立场一致,并试图促成清室整顿宫廷,主动放弃优待,缓和帝制存于共和的矛盾。这些主张不仅为竭力维持优待、阻挠溥仪离宫的清室王公大臣所不容,也令遥控他的实际雇主李经迈束手无策,“出洋之议”的走向最终面目全非。     

关于中西发展观的契合之处——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学说与中国“五行说”的共性研究

西方赫拉克利特关于的“逻各斯”的发展观与中国的五行说虽然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是不一致的,但就论述事物的发展规律来看,它们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它们一致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万事万物在各种对立统一中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五王”与“四天子”说:一种“世界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动

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一段关于阿拉伯商人与中国皇帝的对话,其中提到了关于世界诸王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许多问题。这类记载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还有许多,大都是以伊拉克王为中心,包括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和拜占庭王在内的"五王说",它反映了古代阿拉伯人的世界观念。在古代印度、中亚及中国也流传着类似的"四天子说"。这种观念最早出现在印度,它认为世界是由人主、马主、宝主和象主四位天子所统治,分别对应着中国、突厥、拂菻(拜占庭)和印度,而印度则是世界的中心,它反映了古代印度佛教的世界地理观。在中亚地区和中国也流行着类似的说法,大都是受其影响。从阿拉伯的"五王说"与印度的"四天子说"可以看出,古代两河流域诸王朝与古代印度在有关世界认知观念中的相互影响。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种"世界观念"在古代亚欧大陆流动的历史。     

“杨瑄弹劾案”及其对天顺初政的影响

“杨瑄弹劾案”是天顺初御史对曹吉祥、石亨专政的积极抗争。曹石乱政导致的政治黑暗和政局动荡是其发生的客观原因,各路御史的职业责任感和刚直敢言的良好素质是其内在原因。“杨瑄弹劾案”促成夺门集团的分化组合,导致徐有贞内阁的垮台;促成明英宗的态度偏转,标志着曹石政治巅峰期的结束;促成李贤内阁的策略调整,为其拔乱反正创造了条件。它是天顺初政发生质变的契机。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阳明心学与汤显相“至情”说

汤显祖自幼受到阳明心学的熏陶。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罗汝芳、达观和尚和李贽。罗汝芳生生之仁的学术思想,达观侠义救世精神,以及李贽“童心”说和狂狷豪侠气质,对汤显祖人生观、政治观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意义,自然对汤氏文学思想与美学思想的核心“至情”说,也有密切的联系。汤氏“至情”说,对明清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浅谈“布拉格之春”及其对捷克的教训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摆脱前苏联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被西方人称为＂布拉格之春＂。由于遭到苏联的武力干涉,最终改革失败。本文将从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改革给捷克的教训这两方面加以论述。     

浅谈“布拉格之春”及其对捷克的教训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摆脱前苏联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被西方人称为"布拉格之春"。由于遭到苏联的武力干涉,最终改革失败。本文将从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改革给捷克的教训这两方面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