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传说时代的天、地、人——读王晖教授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

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教授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于2009年11月在科学出版社（后文所引其书只记章和页数）付梓出版了,这是一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前沿性著作,是王教授十几年来对古史传说时代天、地、人研究成果的凝结,更是对之前学者古史传说时代研究成果的批评、订正、补充和完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分为三编,上编＂五帝时期传说古史研究＂,中编＂三代及其始祖传说古史研究＂,下编＂古史神话传说与原始思维研究＂,共收录论文20篇。     

古史儒化现象探析——以井田制、禅让制为中心

先秦儒家以古史传说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先秦古史的思想学说。经过逐世层累,一些传说被当成历史事实,儒家的相关主张也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剥开儒化古史,可窥见先秦古史的本来面目;透过儒化古史,先秦儒家的思想特质亦可得以展现。剖析古史儒化现象既可寓儒学思想研究于古史之中,也可为我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研究开辟新路。     

论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 ,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 ,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 ,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古史传说与政治文化:对古史传说流变本质之新阐释

古史传说与古代政治文化密切关联,不同的政体诉求引发了不同的古帝模式,联盟、分封政体对应于方位帝模式,大一统政体对应于线性模式;不同的族群认同产生了不同传说组合的中心人物,如商代的帝俊、周代的黄帝、汉代的伏羲;不同的天下观对应不同的方位帝的构成。整个古史传说的流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早期中国方位帝系统的变迁、传统中国线性系统的变迁以及从方位帝系统向线性系统的变迁。线性模式是以方位帝模式为基础创造的,五帝六人是连接两者的关键。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处理的只是线性系统的变迁问题,本身也不能反映线性系统流变的本质。层累说的核心,即时代愈后、古史期愈长,只是对线性系统流变的现象描述,其本质是传说被不同族群不断重新表述,与真实的古史人物之先后无涉,真伪更毋庸论。疑古者以儒家经典作为早期传说古史期的材料基础,也不可靠。对于传说中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混淆的现象,需要对传说所属的文化系统作具体分析。走出疑古应该成为当今古代文明研究的新起点,但疑古运动对一些观念的打破,则应该继承。     

尧舜与炎黄——《史记·五帝本记》与民族认同

<正>尧舜与炎黄,既是传说也是神话(1)。他们处于半神半人状态,反映了史前社会某些特点,影响了历史进程。司马迁将尧舜传说与炎黄神话整合为《五帝本纪》,谱写了《史记》第一章。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学派对禹、尧、舜、炎、黄进行了反复研究,发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浅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与古史传说的传布方式

中国古典小说与古史传说都起源于上古的生活经历与口耳相传。这些传说随着战争、迁徙等活动将其流传范围扩大,又依赖图腾、祭祀、占卜之术等手段代代流传。     

红山文化与古史传说

考古学是以实物资料来研究历史的,特别是在史前史的研究领域里,考古资料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古史在夏以前属于传说时代,甚至包括有夏一朝。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少而纷乱,一直处于朦胧状态。传说时代的年代大体上距今5000～3000年左右,在东北地区则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类型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传说时代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翔实的资料。很早以前就有人试图将考古资料与古史传说的部落集团相联系,如有的学者认为山东大汶口文化为少昊氏遗存     

礼俗互动视野下古史传说中配角的留存机制——以不肖子丹朱为例

礼俗互动不仅是存在于外在的行为方式,更是一种内在的文化理念.不同长度的历史时段会影响观察者对礼与俗的判断.先秦两汉时期丹朱古史传说的配角人物,其存在的功能性、理念化远大于它本身的叙事价值,导致常有互相矛盾的文献记载,单是结局就有偏居一隅、诛杀、囚禁三说.丹朱与商均、不肖子等同类配角人物形成固定的理念组合,体现出王官之学、诸子私学乃至民间传说的不同样貌及其相互博弈.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这类异说逐渐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统摄,《史记》所载丹朱古史传说成为后世的通行版本.其间从礼到俗、又从俗返礼的过程,不光展现了一则古史传说的存续机制,更充分说明礼俗互动并非只是两端互渗,还包含了复杂的中间动态.     

顾颉刚与《古史辨》

清乾嘉间,崔述积三十年之力写了我国唯一的一部科学的古史《考信录》,幸而有学生替他刻书,书总算保留下来,但很少人知道他。过了一百多年之后才得到一位真正的传人,那就是以编《古史辨》而扬名四海的史学家顾颉刚。顾先生学问渊博,兴趣广泛,除了古史之外,对于歌谣、传说、沿革地理等等都有撰述,这篇小文只谈顾先生的主攻方向辨伪史和他编的《古史辨》。     

从竹书《金縢》看战国时期的古史述作

战国时期古史述作蔚然成风,竹书《金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分析对象。其时古史述作多单篇流行,故一个传说常有多种文本。述作者常选择改编古史传说的某种版本,通过损减枝叶、增饰细节、设置对话、置换背景等方式,展现述作者的思想观念,传达时代主题。切合战国时期秩序变动的时代特点,政治理想及君臣际遇成了士人念兹在兹的核心主题之一,出现了一批相关的古史述作,无论正面反面,均深度契合当时的观念变化,反映了时人的关注焦点。受诸子学术的影响,该时期古史述作亦具有"史有子意"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由《史记》等继承,遂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基因。在由史官记注向主题性撰述转变的过程中,早期官方史学书过、监察的政治职能渐至湮灭,记述世俗功业、寻绎古今之变以作鉴戒逐渐成为传统史学的重要职能。     

顾颉刚“层累说”的再审视——以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

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史料审订工作"考年代"与"辨真伪"两方面不断招致非议。但通过以顾颉刚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的具体考察,发现新出土文献和史料真伪因素变化对顾氏大禹传说研究的结论虽有所校正,其变动仍在顾氏旧有论证框架之内,也并未撼动"层累说"的根基。顾氏大禹传说研究论证框架的造成,不在于传统的"考年代"和"辨真伪"工作,而在于顾颉刚对古史传说及相关材料性质的独到了解,即"故事的眼光"。再加上顾颉刚有着以假设为中心、以材料为根本指向的治学特点,"层累说"实际上是围绕"传说的转变"搭建起的"开放式"论证框架。在此基础上,他重新定位了不同文献的不同性质,得以更准确地论证大禹传说的转变。     

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

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王震中在古史传说的研究中,关于黄帝与嫘祖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而过．究其原因,大概一是可供研究的资料甚为简略;二是若承认《史记》所载的黄帝与嫘祖及其后裔的关系,则势必影响传说史料中黄帝与其...     

《楚辞》与屈原的古史认识

《楚辞》有大量的古史内容,屈原运用古史知识,反映出对古史的认识,值得重视。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屈原是个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曾担任主要负责楚公族子弟的管理与教育的三闾大夫,所以他对以往的历史相当的熟悉和了解。白寿彝先生说:“在中国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中,多学博闻成为学习历史传统的目的之一,这在远古传说的传播中可说已经萌芽了。”①屈原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卓绝的见识,对以往的历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主要集中在《天问》中,《离骚》亦有一些。屈原首先对鲧、禹治水的传说提出质疑。对鲧、禹治水,传统的说法是:尧时洪水滔…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试论传说时代历史重建的方法论——以陶寺遗址考古实践为例

传说时代包括史前和原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史实素地可以被考古资料真实地、片段地记录,而相关的古史系统则是后人根据当时的需要,利用既有史实构建的。因此,不论是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还是文献考古法,都不可避免用考古资料与古史系统对应的不对称矛盾,需要方法论的创新,即以考古证据链为主股,配合文献证据链股,辅以人类学证据链股,拧成一条有机联系的"三股证据链绳",去探索史实素地,重建传说时代历史。陶寺遗址考古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论的实用性。     

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对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商朝的历史已被证实为信史。文献记载,在商朝以前还有夏朝,因为缺乏考古材料证明,史学界一般都归之为古史传说时期。因此,要把关于夏朝的传说证实为信史,首先必须找出夏朝的遗迹,必须在考古学上确定夏文化。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所见古史传说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篇保存的古史传说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商汤用鹄鸟之羹祭祀上帝一事,这是商汤获得天命的象征,由此开始了商人灭夏的进程;二是伊尹间夏一事。伊尹作为商族间谍,通过为夏桀治病进而接近夏桀和妺喜,从此开始了情报刺探工作。《赤鹄之集汤之屋》篇能够与多种文献记载相印证,显示出它有较早的史料来源,这对认识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该篇又经历了战国时人的改编与重构,显示出古史传说的流传与演变。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