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的历史意义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进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湖南通道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决定采纳被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排斥已久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从而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避免了在蒋介石重兵包围中全军覆没的危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红军二、六军团长征纪略

长征是若干个战略转移的组合。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一样，转移目标并非一开始就选定在陕北。肖克同志说，二、六军团“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户因此，红二、六军团长征五后到达陕北，与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不是先有明确的转移目标，而是依据当时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和整个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放弃原有打算，一步一步地转移，最后胜利到达陕北的。一、撤离苏区，转移石、镇、黄由于王明“左”…     

通道会议研究

通道会议研究曾景忠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到达湘黔边境时，进军战略方向有一个重要转变，即放弃原先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改向贵州内地前进，确定将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川黔边地区。①这个决策最终是在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但在通道举行的...     

“田心坪战役”: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入黔第一战

<正>红二、六军团长征初期,于1936年1月上旬经田心坪进入贵州,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战斗。“田心坪战役”是红二、六军团入黔第一战。该战役的胜利,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路上的关键一步,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几次重要会议简介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过程中,中共中央在各个关键时刻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对于保证我党我军战胜极端困难,胜利完成长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起了重大作用。现将几次会议简介如下; (一)通道、黎平、猴场会议这是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渡过湘江后,决定转兵贵州,转危为安的三次重要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1、3、5、8、9军团共8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     

中央红军入黔时西南军阀与蒋介石的勾结和矛盾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十二月十二日,由湖南通道转兵进入贵州。蒋介石为“聚歼”中央红军于贵州,纠集了粤、桂、湘、川、滇、黔等西南地方军阀,调动数十万军队,前堵后追,费尽心机。但仍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军过贵阳活动示意图

正从1934年至1936年,红军经过现属贵阳市的10个区、县(市)中的8个区、县,逐步实现战略上的转移,成为红军长征当中重要的一段岁月。从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三军团进入开阳和1935年3月29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进入息烽,经修文、白云、开阳、乌当、南明,威逼贵阳,过花溪,挥师西进;1936年1月29日,红二、六军团途经贵阳数县,西经黔西北,红军长征先后三次路经贵阳地区。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过贵阳和红二、六军团过贵阳是在不同时间内,分属不同的     

永难忘记——红军长征之最

<正>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随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也相继开始长征。     

通道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

长征途中,中央在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会议的召开又是在行军路上,人称"飞行会议",是鲜为人知的一次重要会议。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由此可以看出,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三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通道会议时间和地点探究

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境内时,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会议的召开又是在行军路上进行,又称"飞行会议",且一度没有在史书上作详细记载,以致对于此次会议准确的时间和地点众说不一。本文作者利用多方资料及实地考察访问,考证了这一重要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鲜为人知的便水争夺战

便水(即新店坪、上坪一带)位于湖南省芷江县与新晃县交界之处。当年,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为打击尾追的国民党军队,曾在这里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战斗,长征史上称之为“便水战役”。     

贵州境内“追剿”亲历记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境后,是高瞻远瞩地继续长征,而不是刘建绪所料返回桑植。他们走曲折道路,有时北向,有时西向,诱惑追剿部队,使其兵力分散、疲于奔命。但是蒋军将帅如顾祝同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角色,刘建绪是一心一意只顾湖南桑梓、保护个人财产的人物,因此常把兵力用于无用之地,使部队扑空和挨打,在贵州境内接连吃了多次败仗,没有一次胜利。他们认为把红二、六军团送到云南,便算万事大吉。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

研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情况,对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完全必要的。“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予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因此,“战略转移的准备”的提法更为确切些。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经过长时间筹划”的。“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1934年8月初,不但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长征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建设

<正>在伟大的长征途中,红军两次经过昆明。第一次是中央红军,第二次是红二、六军团。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宣传品、读物及其他遗留物品,红军当年战斗过的遗址及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烈士墓等一处处红军长征遗址都联系着一段段刻骨铭心的真实历史、铭记着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述说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成为昆明人民教育后代、激励斗志的生动教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万坪大捷——贺龙智胜“湘西王”

1934年,为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迅速进军湘西,同“湘西王”陈渠珍展开了决定意义的一战。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十万坪大捷——贺龙智胜“湘西王”

1934年,为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后,迅速进军湘西,同“湘西王”陈渠珍展开了决定意义的一战。[编者按]     

红九军团在贵州的征战历程

红九军团是1933年10月28日由红一军团第3师、红五军团第14师为基础在闽西建宁县康庄组建的新军团。1934年元月30日,红九军团在江西黎川樟村举行了成立誓师大会,由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郭天民任参谋长,李湘怜任政治部主任。随后,红九军团继续在赣南、闽西南作战,以善于游击战和机动灵活作战著称,被毛泽东誉为“牵牛鼻子的能手”,朱德称之为“两脚骑兵”。中央红军大部队从瑞金、于都出发进行长征时,九军团刚从福建撤回江西。接到命令后即由会昌出发。长征初期各军团都要被迫带上不少包袱,战斗力锐减。九军团携带的粮食、盐、布匹、银…     

英雄足迹留草地

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这是战略上为了保存自己的一次伟大的壮举。1936年6月22日，我红六军团到达甘孜的蒲玉龙与红四方面军总部会合。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这里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朱德总司令作了重要讲话，并要求我们亲密团结；相互学习，携手前进，北上抗日。在甘孜部队进行了整编，以红十六师分建红十六师和红十八师，以红十七师分建红十七师和模范师，又重新组建了红六军团教导团。该团团长陈外欧，政委李桂。我被任命为军事总教。随后，我们就进驻东谷一带。7月5日，党中央决定以红二、六军团和…     

红军入黔时期的民族政策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挫败敌人的围追堵截、播下革命种子的主要省份之一，红三军、红六军团（两军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称二、六军团）、红七军、红八军和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均先后途经贵州，足迹踏遍了贵州67个县。由于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境内的少数民族备受旧官府的歧视，因而对过往的军队多采取不欢迎的态度。红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在贵州面对着装备精良、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要挫败敌人的围追堵截，除了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英勇善战之外，如何制订正确的民族政策，作好民族工作便显得十分重要。历史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