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警钟──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依然是警钟──重读《甲申三百年祭》王戎笙郭老为什么要写《甲申三百年祭》？或者换一个问法,郭老当初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是什么？我认为郭老当初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并不是要给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不是给共产党人敲一敲警钟,不是要告诫共产党人不要...     

“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下)

"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有两次关于批孔的讲话.一次是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他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是这样,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另一次是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还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郭沫若两个儿子的命运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 同时又最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了。但是,郭沫若 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 胧的言谈,总使我感到异样。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 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 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说实话,我那时 不到10岁,根本无法很好地理解剧情,更不要 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 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 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和安娜的四次见面

现在,社会上关于郭老与安娜之间的故事出现了多种版本,特别是对郭老只身归国参加抗战后又与安娜之间如何联系的传说,很多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首先,郭老从抗战胜利后至他去世,和安娜见面一共就有四次.第二,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安娜有什么问题,或通过孩子,或通过组织,或通过我转达给郭老.有人说李一氓同志、夏衍同志曾为他们传递书信,我也为此去问过夏公,他们都否认有此事.现在,我愿将我了解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告诉大家.     

子弟

2013年的春节我没有回老家，宋体宇部分是两年前回乡过年后写的一篇小文，现在我尝试着为它补充加注，写上续篇     

解放后郭沫若锐气为何不及当年 郭老晚年二、三事──朝柱、汉英对话录

在迎来郭沫若百年诞辰之际,朝柱怀着对郭老的崇敬,走访了汉英。朝柱希望通过对汉英的走访,对郭老、特别是晚年的郭老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听过朝柱的来意,汉英笑着说:“了解郭老,单从学术角度来看,就很不简单;至于谈到晚年的郭老,必然牵涉到特殊的政治背景。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学识和能力都很有限。对社会科学更是外行,恐怕很难满足你的要求。” 朝柱坚持说:“对于郭老的晚年,大家有不少疑问和不同看法。希望你能谈谈你所了解的郭老,特别是郭老的晚年。作为郭老和立群夫人的长子,大家对此是有所期望的。” 汉英难以推脱。他说:“好吧。可…     

《戴志强钱币学文集》前言

1963年,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二年级的时候开始习作,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和郭沫若先生讨论漳州军饷银饼的铸行年代,题目叫《试论“漳州军饷”银币》。成稿后,便寄给了当时的《历史研究》编辑部。不意编辑部把是稿转呈给了郭老,引起郭老高度重视,并在我的习作上做了多处眉批。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在刊物上正式发表文章,是十六年以后的事情。从1979年到2004年,先后发表短文160余篇。其中,除了早期写过几篇有关殷商历史和安阳博物馆馆藏甲骨的文章外,几乎都和钱币相关。现在选编这本文集,我想不只是为了汇集个人在钱币学上的研究成果,而是更…     

我对女书的发现与抢救

正我出生于1949年10月,与新中国同年同月。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我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破格考取了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学习。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在民族调查时发现了女书。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改革开放让我一生与女书结缘。邂逅女书1982年,我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讲师,在都庞岭山区开展民族调查时,一位高龄老太太对我说,比她上一辈的妇女会写一种     

清宝广局“咸丰重宝”大钱考

“咸丰重宝”宋体书对读,背满文“(?)”、宋体书“当五”铜钱,直径2.7厘米,重6.3克;又小样一种,直径2.7厘米,重5.85克。“咸丰重宝”宋体书对读,背满文“(?)”、宋体书“当十”铜钱,直径3.6厘米,重12.03克,又小样一种,直径3.5厘米,重10.7克。这两种咸丰大钱流传较多,并非珍希之品。陈仁涛《绿雪馆泉谈》对这两种咸丰钱的局名,认为“似广非广,似江非江,见当五当十两种,考其制作铜质,似北方所铸。待考。”张絅伯《咸丰大钱考》也说:“余又得当五当十两种,铜质与宝巩钱相似,满文作(?),似江非江。若江宁局铸,铜质不符,尚待考。”《历代古钱图说》也认为局名待考。我认为这两种待考     

刘大年忆郭沫若

我父亲刘大年从50年代初调入中国科学院,在郭沫若院长直接领导下工作,至郭老去世, 前后二十七年,除“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外,一直与郭老保持联系。在郭老的领导下,经历了建国后学术界的一些     

郭老赐我诗一首

1961年2月14日,正好是除夕。那时我正在海南岛最南端的海军榆林基地任俱乐部主任。除夕下午,基地司令员袁意奋将军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今晚要给首长们举行舞会,你们八点钟要准时赶到鹿回头。’俄接受任务后正要告退,司令员却喜形于色地对我说：“小李,你知道今晚给谁举行舞会吗？一他笑着告诉我,今晚是给郭沫若举行舞会,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说：“郭老是世界闻名的大文化人,今晚的舞会可不能有半点马虎呀！”我从小便喜爱郭老的诗歌和文章,念中学时读过他的《女神》、《棠技之花》,其中一些诗句、歌曲,至今我能背、能唱。…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

最近有位朋友对我说:你出了不少书,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游记、随笔等,但我感觉,印象最深、引起人们关注的恐怕还是1994年首次在香港出了海外版(书名《中国文坛写真》),1995年又由文联出版公司出了内地版(书名《中国三代作家纪实》)这两本写文坛的书了。我听说香港有位先生赞誉你的书是“文坛史记”。可是我们生活在内地的人都知道,文坛是个是非之地,写它难免有风险。那么你为什么要写“文坛史记”呢?她的提问引来我一番思考。     

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

《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一九三六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作北平)西四牌楼粉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顾先生又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同意我陆续交稿。我写完一篇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编辑所。编辑所看过后,发到北京的京华印书馆排印,由我自己校阅,再由北京商务印馆送给我稿费,每千字五元,是当时稿费中最高的。大约经过七、八个月,全书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八年,日本中岛俊作译成日文。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 ,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 ,到民国二十年 (1931年 )夏 ,“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 ,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 (民国 )二十年 (1931年 )春天写的 ,因时局影响 ,研究所迁徙两次 ,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 ,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 ,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     

抗战时期基督教在保德

我是一个旧社会的小学教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据朔县,听我奶妹王亮从朔县逃回说,日本乒不杀教会的人。这使我产生一个念头:万一日本人占了保德。我残废跑不出时。不如在教会报个学徒名字,暂时躲避一下。在农历腊月20日晚上,我请徐文富带领,偷偷地到东关基督教教堂报名学道,成为学徒。但1938年农历正月     

饥饿年代拉我一把的老大哥

1963年夏,我初中毕业,即去西宁市找工作,在青海省交通厅民工招募处等候分配.等候分配的日子好难挨,我捧着一本小说心不在焉地翻着,突然耳边一声惊叫“501号,你能识文断字?” 我惊异地瞅着这个面孔黧黑个头比我高出一大截的大个子:“你咋知道我是501号呢?” 他说:“排队报名时,你挤在我身后,我是500,你不就是501.” 他把我那本厚厚的书瞅了瞅,说:“请给我婆姨(方言,老婆)写封信.”我问道:“写啥子事呢?” 他笑道:“就写我已经到了西宁,西宁是个好大好大的庄子啊,天天像赶集.我正在交通厅等候分配活计,餐餐给我们吃白面包子.” 我扑噗一笑:“你啥时候吃白面包子了?”他说:“就这样写吧,叫她放心就行.”     

怀念周承恩老师

正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周承恩老师退休,我前后与他共事十多年。周老师退休后,因同住一个大院(中央党校南院),我们还是经常见面、聊天,他还经常要我帮他借一些新出版的书。再后来,因患眼疾,他看书越来越吃力,我给他借书、送书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见面,我们总会为一些共同的话题聊上一     

解放前汉口生漆的对日贸易

1905年,我时年15岁,因家景清寒,经邻舍介绍到上海日商东亚公司西药房学徒.翌年,由于得日人津村岩吉的提拔,带到日本东京充津村顺天堂西药房学徒,并允许我半工半读.两年卒业后,升为正式店员4年.1911年夏天,因患病回国,适逢辛亥起义,避居汉口日本租界.因我懂得日语,认识了斋藤洋行老板斋藤作五郎,得进该行充华籍职员经手生漆业务20余年.兹今就解放前汉口生漆对日贸易之情况,仅凭记忆所及,介绍如下;     

评价洪承畴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

我准备写《洪承畴传》时,对洪承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只是想先翻翻材料再说。通过收集大量资料,我对洪承畴才有所了解,也才逐步形成现在书中的这些观点。当然,在形成观点的过程中,现代清史专家们实事求是地叙述涉及洪承畴和这段历史的文章、著作,也给我以启发和信心。于是,我终于下决心写这部书。书出来以后,得到史学界一些专家的首肯,尤其是清史专家,大多同意我对洪承畴的评价。记得著作出版后,我首先送给一位大学时代教过我的教授,几天之后,就得到他的回信,信中说：“你这部书可以改变世俗的传统观点。”事实也正是这样…     

我的编辑生涯

一当年由我执笔,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书,还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那时认为自己是在做着编辑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要署名。我干嘛写这些东西?说来话长了。我在学校只念过五年书,抗日战争开始,就跑出来当兵了。我的文化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和其他书本学来的,所以我说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