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

明代尤其是明中期皇帝,多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不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还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表现出对藏传佛教的极度崇奉。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有,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等。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和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消极影响很大。但是,它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也有一定积极意义,而且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佛教器物

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大量清宫藏品中,有许多器物明显具有藏传佛教风格,从器型上看它们都是藏传佛教供奉的圣物。可大致分为三部分：仿制藏传佛教中的法器,仿制藏蒙习俗的生活用具和具有藏传佛教纹饰的中原器皿。     

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

蒙古民族在13世纪崛起于蒙古北方草原。在其向西部军事扩张的过程中,蒙古民族接触了源自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文化。从13世纪中叶起,广大藏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而在文化上,蒙古人则完全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开此后700余年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文化东来的先河。本文着重从藏传佛教与西夏、蒙藏关系的正式确立,元代藏传佛教僧人在大都以及元代大都的藏传佛教寺院等几个方面,对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相关史事加以考述研究。     

浅谈内蒙古藏传佛教文化旅游

作为宗教旅游的补一补,藏传佛教文化旅游的开发价值极高。但是,因为种种因素的制约,使得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程度不足。因此,文章分析了内蒙古藏传佛教文化的优点,与推动优点扩大的发展对策,希望能够推动内蒙古藏传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     

藏传佛教复兴的社会原因初探

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传人我国藏区后与藏族原有的苯教长期斗争、互相融合后形成的。藏传佛教发端于公元8世纪,到9世纪中叶,朗达玛赞普灭佛兴苯,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走入一个低谷。10世纪后期,由于各种社会原因。藏传佛教又开始在藏区复兴。11世纪中叶开始,藏传佛教各教派开始出现,到15世纪中叶才全部形成。藏传佛教发展到后期可谓教派林立,主要有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     

第七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在京召开

11月6日至8日,第七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召开。此次研讨会以＂知恩报恩＂为主题,得到了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共收到阐释文稿80余篇,通过主旨发言、大会交流、分组讨论等形式深入开展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工作。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每年一届,旨在引导藏传佛教僧众继承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感恩祖国,利乐众生,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中国对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权不容挑战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其重点是干预我西藏和四省藏区藏传佛教事务,特别是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权。众所周知,西藏地方自元朝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开始,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藏传佛教事务进行管理。1793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程序进行了权威规定。如今美国众议院置藏传佛教历史传统和宗教仪轨于不顾,强行干预我藏传佛教管理事务,显示了美国某些政客的别有用心,注定不能得逞。     

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藏传佛教三级学衔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正实施三级学衔制度是中央立足藏传佛教实际,为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做出的重大决策。经过15年的探索和实践,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优势和作用日益显现。学衔制度: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藏传佛教已有上千年历史,各教派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经和学位晋升办法。藏传佛教传统的高级学位是经由高僧大德组成的考辩组织,通过辩经考试授予。为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藏传佛教高级人才的培养,藏传佛教界结合藏传佛教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状况,实     

序《中国藏传佛教寺院》

序《中国藏传佛教寺院》杨岭多吉冉光荣教授所撰《中国藏传佛教寺院》一书（下简称《寺院》）,是当代藏学研究一项可喜的收获。藏传佛教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内涵。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细密、健全,分工明晰。藏传佛教对藏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习俗等诸方面,均有着深...     

雍和宫藏清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唐卡艺术风格及来源分析

正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有清一代,都是理藩院直属的皇家寺院之一,也是内地藏传佛教的宗教中心和管理中心,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厚影响。寺内收藏着许多珍贵的藏传佛教文物精品,精彩绝伦、蔚为大观,其中,在《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中展出的一幅清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唐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此幅唐卡布     

中国佛教世俗化表现及原因探析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在佛教扎根中国的过程中,随着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日益融合,佛教愈来愈多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而佛教原始教义里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也随之消失或变更,比如佛教的戒律,佛教关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世界宇宙之间的关系,人的价值观等等。实际上产生了一种与原始佛教完全不同的中国式佛教,这种中国式佛教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世俗化。     

古代佛教旅游发展及其启示

本文研究了历史时期佛教旅游发展以及佛教寺院作为旅游吸引物功能转换过程。研究认为佛教旅游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旅游活动形式之一,在不同发展时期,佛教旅游活动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内涵。佛教寺院在满足日常宗教活动同时,也采取"顺俗"措施,其作为佛教旅游核心旅游吸引物的各项功能也在不断完善。历史时期佛教旅游发展对现代宗教旅游开发有着重要启示:本质上现代佛教旅游是古代佛教旅游发展和延续;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需求是佛教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调整佛教寺院旅游功能是促进佛教旅游健康发展的重要现实途径。     

佛教与北朝史家的历史撰述

佛教对北朝史家历史撰述有很大影响。首先,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意识到官修史书记载佛教的必要性。其次,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撰述了一些专门的佛教史籍。最后,佛教影响了北朝一些史家历史撰述的体例和体裁。     

宋瓷铭文中的佛教世俗化倾向

本文通过对宋代瓷器铭文中有关佛教内容的分析,结合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过程,阐述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尽管目前所知的与佛教有关的宋代瓷器铭文资料十分有限,难以全面解答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问题,但铭文中的内容却无可非议地昭示着佛教进入普通平民的生活后,那种大众化、实用化、民俗化的特征。     

宋代佛教史学略论

中国佛教史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佛教史学著作数量丰富,各体兼备,并创造出纪传体、编年体教史和藏经解题目录等新体例。本文考察了宋代佛教史学的状况,指出世俗史学的刺激、皇家对沙门著书的重视与褒奖以及大藏经的刻印与流传是宋代佛教史学繁荣的原因。     

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

从对唐墓志的分析考察可知,唐代妇女信佛者较多,在家修行的妇女占绝对多数,且相当地分奉佛者为孀居妇女。唐代妇女诵读或抄写的佛典主要集中在金刚般若、法华、涅槃、维摩等经上,尤以金融般若、法华两经为最。唐代妇女祟佛原因众多,其中不少孀居妇女、宫人、宦官夫人、无子和不育的妇女多从佛教中寻求精神和情感寄托。唐代妇女祟佛对社会风尚、生死观念和丧葬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台湾佛教道场旅游营造的思考

近些年,伴随中国大陆佛教文化旅游热的不断升温,寺院修缮和建设中的粗制滥造、佛教文化旅游产品单一、旅游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愈加突出。如何发挥佛教当代积极的社会功能,更好地满足游客对佛教文化的消费需求,促进佛教文化旅游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值得深入思考。借助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资助大陆学者赴台研究项目,笔者通过对台湾地区著名佛教道场的实地考察、调研,梳理有关台湾佛教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台湾学者广泛、深入地学术交流,在分析、总结、借鉴台湾地区佛教道场旅游营造的成功做法基础上,针对中国大陆佛教文化旅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树立精品意识,打造当代的文化遗产;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加强产品开发,完善旅游服务的建议。     

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

阿育王塔作为一种极具浙江地域特色的佛教文物,是五代十国时期末代吴越国王钱俶毕生崇佛的集中体现。由塔上铸铭可知,钱俶在乙卯岁(955)和乙丑岁(965)两次范金铸成八万四千宝塔,瘗藏舍利、佛经。阿育王塔实物,多出土于吴越国境内的佛塔,河北定州、河南邓州北宋地宫发现的铁阿育王塔应与钱俶两次进京有关。历代民间仿造的阿育王塔实物,时代以五代至宋为主,塔上多有纪年铭刻。五代时期民间造阿育王塔均分布在吴越国境内,宋代的出土地点仍以五代吴越国故境为多。     

智圆佛学思想中的报应论

智圆是北宋初年天台佛学山外派的义学名僧,也是宋代提倡儒佛交融理论的代表人物。研究智圆佛学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北宋天台父理,深入把握宋元以后中国佛学的走向。     

佛教与景教在华早期传教策略的比较研究

佛教在华初期传教策略是依靠神仙道术在民间和宫廷中同时传播,利用译经和玄学兴起之机,扩大在知识分子中的联系和影响,此为佛教成功立足中国的基础。与佛教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初入中土的景教僧积极寻求与官方的直接来往,将活动的重点放到宫廷中,较少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势力。他们为欲邀宠,或造奇器异巧进呈皇上,或参与政务,做了许多与传道无太大关系的事。过多依附上层,致使景教在华传播最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