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德绥靖的“韦尔斯计划”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美国对德绥靖政策的研究逐渐深入,主要集中于“史汀生主义”的性质、30年代的孤立主义及“中立法”、美国与慕尼黑阴谋的关系、以及珍珠港事件的原因等方面。但事实上在1938年英、法与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前,美国也曾酝酿过对德绥靖方案,甚至由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罗斯福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试探美国在慕尼黑危机时期的态度

1938年5月,在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德国又借口苏台德地区的民族问题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威胁。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要求,英法两国一味绥靖退让,甚至对受害国捷克斯洛伐克步步施压。在国内孤立国外绥靖的背景下,美国一度努力尝试采取反法西斯的立场,但还是在慕尼黑会议前走上了对德国绥靖的道路。     

太平洋战争前十年间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政策

太平洋战争前十年间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政策萨本仁本世纪３０年代初至４０年代初,英国在远东对日本,在欧洲对德国,在地中海地区对意大利奉行全球绥靖战略,而对日绥靖的起始早于对德、意的绥靖,终结也晚。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英国实行旁观袒日的政策,纵容日...     

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绥靖行为论析

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西方国家对纳粹德国实施的绥靖政策,一般被认为是鼓励希特勒侵略胆量和野心、最终导致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在日后甚至发展成了国际政治中软弱无能、胆怯和丧失原则的无益让步的代名词,即所谓"慕尼黑类比"。在"慕尼黑类比"的阴影下,"绥靖"一词被严重污名化,沦为政治攻击的工具,用以反对任何正常和必要的国家间谈判、妥协和友好交往,为强硬外交乃至战争铺路,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但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绥靖可以是一种通过向对方做出不对等的利益让步来化解危机、避免战争的理性手段,它是一国在面临他国直接威胁挑战或危机情形下,当相互妥协、威慑与强制外交等其他手段都失败或不可行,从而使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家基于成本收益计算和利害权衡,为了避免战争而做出的最后努力。未来研究中应摒弃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发掘更多绥靖案例,对诸如绥靖政策何以成败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于国际政治中的绥靖现象的理解。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本刊自本期起开辟《国外史学的新发展》栏目 ,主要发表各类文章介绍和评述国外史学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国外史学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和认真研究的。可以说 ,这次新发展的意义并不下于上次 ;也就是说 ,上次的发展标志着新史学取代传统史学 ,使史学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而这次的新发展 ,可以说是对新史学的挑战 ,预示着一种更新的史学可能出现。如果说上次的变化的发端是在上个世纪之交 ,即 1 9、2 0世纪之交的话 ,那么这个世纪之交 ,即 2 0、2 1世纪之交发生的这次变化不也正是一次同样深刻的变化的发端吗 ?因此 ,我们要预测 2 1世纪国外史学的发展 ,就不可不深入了解 2 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这次新发展。而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 ,各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 ,我国史学的发展既不可能不和国外史学发生相互影响 ,也不可能再闭关自守 ,不去了解和研究国外史学的变化。总之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我们都应加强对国外史学新发展的研究。2 0世纪 70年代国外史学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即 :一 ,西方新史学的转型 ;二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 ;三 ,苏联解体前后 ,俄国史学的剧变。当然 ,这三个方面并不能概括国外史学发展的全部 ,但应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绥靖日本原因探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损害了英国在华的殖民利益;英国本应与中国携手同力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制止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但英国却奉行了一条以牺牲中国,谋求把自身损害降到最低的对日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探求英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推行对日绥靖政策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正确处理当今国际关系仍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美和平运动,影响非常有限。大战中诞生的苏维埃俄国的和平外交取向以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揭开了国际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大战的极端残酷性使欧美出现了反战、厌战、恐战的社会思潮,并导致和平运动高涨。20年代的和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限制与反对战争的国际法的发展;30年代和平运动的绥靖化,为绥靖政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奠定了思想与社会基础,间接地鼓励了法西斯国家不断侵略扩张直至发动另一场大战。这一历史现象对和平学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并给予人们重要启示:绝对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有时会事与愿违;在当今时代,发展与完善和平机制,恪守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与实践,是对世界和平的切实贡献。     

法西斯意大利如何利用英法的绥靖政策

法西斯独裁统治于1925年确立后,墨索里尼即提出向外扩张的问题。但因意大利受自然资源缺乏的制约,实力远不能同英法等国相抗衡,而未敢贸然从事。直到德国纳粹政权建立后,他才趁英、法推行绥靖政策之机,借助于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先后以武力吞并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并通过武装干涉西班牙,占领巴利阿里群岛,为他称霸红海和地中海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探讨法西斯意大利如何利用英、法等国推行的绥靖政策为其向外扩张服务,对于弄清法西斯战争与各大国对外政策及其对侵略者所持态度的关系,探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都是有意义的。     

法国推行对德绥靖政策原因探析

20世纪30年代,法国面对法西斯德国的毁约扩张,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也没能同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是采取一条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最后酿成1940年兵败德国的恶果。探讨法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原因,对于正确处理当今复杂而敏感的国际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探析《海商法》下建造中的船舶的定义 ——以船东利益保护为切入点

1992年《海商法》在订立时并没有对建造中的船舶作出定义,在船舶建造实务中遇到的有关建造中的船舶的问题,通常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说明》推断出建造中的船舶的定义,这种方法在处理某些问题时会违背社会公平正义.本文将分析船舶在建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并将其类型化处理,站在保护船东利益的立场上,为《...     

迷信概念界定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并回顾了国内外文献中对迷信概念和维度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学术界,对迷信的研究并不深入,且多集中在宏观社会学、民俗学等宏观领域,较少有心理学探讨。此外,由于国外文献对迷信的定义有多种视角和立场,中国学者在使用概念的时候很容易将他们错误等价,并导致不恰当的维度划分。笔者认为,不论是轻易地界定还是轻易地否定任何一种界定都是有失轻率的,对于迷信问题的探讨,研究者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多元的、综合的视角。     

浅谈英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

绥靖政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法等国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扩张而采取的纵容妥协的对策,而始作俑者是英国。英国由于其经济实力的缺失、当时的和平主义思潮及政府政策的缺乏远见,面对希特勒德国的武力威胁只能＂息事宁人＂、＂妥协退让＂,采取绥靖政策。     

汉简“省卒”考

六十年代,于豪亮先生曾作《居延汉简中的“省卒”》一文,对“省卒”的性质、执行的任务等基本问题做过探讨,至今三十年过去,旧简的重新整理,新简的发现,使我们有条件对居延汉简中的“省卒”作出比于先生的时代更深入、更完整的认识。因此,笔者以于先生的文章为基础,对“省卒”的有关问题,做些更细密的考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法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逐步形成的绥靖政策是以英、法帝国主义为主角的。这种政策的产生和推行,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国际背景,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问题国内史学界已发表了不少论文。这里不再论述。然而,有这样一个问题:推行绥靖政策对英国来说,反映了它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因为在此之前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英国所奉行的是“均衡政策”。而对法国来讲,一方面,法、德是世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对战败的德国,一直采取强硬政策,力图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三线建设逐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基本概念、三线建设与中国国防军事工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不同的解读,这为我们借助国外研究成果,审视当前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提供了参考。中国学者既要积极借鉴西方学者研究三线建设的新视角,也要认清国外学者研究中的不足及其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三线建设的精神、内涵及其在新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价值与意义。     

朱士嘉的新方志学思想

朱士嘉是我国当代著名方志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首轮修志活动中,朱士嘉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就方志性质、新方志编纂、旧方志整理的相关问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当时新方志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认为,地方志是全面记载一定行政区划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著述,编纂新方志和整理旧方志都要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出发点。朱士嘉研究方志学的经验对当前新方志学的进一步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三十年代中立法

三十年代是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战争危机不断增长的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政治局势动荡不已,德国、日本继意大利之后也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倾轧和军备竞赛日趋激化,战争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危险。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推行的绥靖政策,名为“挽救和平”,实在召唤战争,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 但是美国一些知名史学家如哈佛大学教授兰格以及他的密友格莱森和摩根索、舍伍德等人,却竭力为美国推行的绥靖政策辩解和开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为他的1939年书信和讲演集写的序言里说:“我认为历史学家应当记述这个事实,即美国及其政府从1933年     

国外旅游者抱怨研究综述

旅游者抱怨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引起国外学者关注,其研究是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派生出来的。文章对国外旅游者抱怨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旅游者抱怨的制约因素及原因、内容、行为方式和管控是国外旅游者抱怨研究的四大主题,并对每一个主题进行了总结和评析,以期为国内旅游者抱怨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重新定义平面设计:设计符号学的观点

定义问题是人们对一件事或者物进行认知的基础问题,甚至决定人们对事物之后一系列的认知和解释;定义的不明确带来认知的误差和交流的障碍,因此必须得到重视。平面设计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尤其是在今天,平面设计作品的搭载媒体多元化导致其原本就不甚明晰的定义显得更加陈旧,重新定义平面设计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借助符号学这一理论工具重新定义平面设计,避免对其认知的混乱和误区,并试图为符号学引入平面设计研究这一路径奠定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