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找伴”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又名李若文、李岩)在1943年秋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虏,面对死亡的威胁,做了可耻的叛徒。“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发生了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文静的历史问题搞得张春桥狼狈不堪,他费尽心机才把文静保护下来。在这期间,张春桥曾经想与文静离婚,但被江青劝慰作罢。     

“六十一人案件“始末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发生一起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那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也叫“三六”大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这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投身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文革”中在血统论重压下的知青

一、由血统论派生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化大革命”确是无愧于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整人的运动。除了声名狼藉的“黑五类”分子统统被打翻在地以外,一批批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员,也被强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行反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反动分子”的队伍不断膨胀,不仅如此,在运动初期盛行的“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阴影下,那些被划为“政治贱民”的子女,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二等公民”。为了标明这些人的出身,一个名为“区别对待”,实际上带有明显的排斥和歧视意味的…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已过去整整30年了。“文革”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浩劫,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领导、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文章叙述过。例如有人著文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他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谁好谁坏,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对干部的一次大考验、大审查。就这样,在放弃了党的各级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就在失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甚至可以乱抓人、乱打死人,造成全国的动乱。另方面,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毛泽东震惊,毛泽东想到,会不会他在百年以后,     

“下放”纪事

1970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其中一项任务是“干部下放”。由于1964年我在连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被列为审查对象．自此一次次运动都有我的份。我成了理所当然的下放对象．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偏远的闽东北政和县镇前公社湘源大队。在那里。我渡过了一段辛酸而难忘的岁月。     

1927年,大革命末期的一段珍贵史料

文化大革命中,孝感的个别造反派偶然发现了大革命时期的部分档案材料,如获至宝,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宣称：李汉俊、李书城,董必武、黄丹初,都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是“叛徒、国民党特务”。这些“黑材料”给生者带来无情打击,给死者家属带来厄运。我父亲黄丹初也被     

我所知道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1942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让江青过关;1947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江青过关。可是到了1975年,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的康生却揭发江青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对于他们的关系,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做过如下回忆。     

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60年代的中国外交

从1966年开始,中国外交逐步走入困境。这个困境,是由中国的内政问题引发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化大革命”是在战略的背景下发动的。在“内忧”和“外患”之间,毛泽东选择了首先解决“内忧”的道路,因为他认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样,革命、生产、备战,就成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必须认真处理的三个重大问题。“备战、备荒、为人民”便和“抓革命,促生产”一起,被确定为处理三者关系的基本方针。     

全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之死

1968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的第三年,北京大学校园里还是那么混乱。许多著名的教授不是被赶出了自己的住所,就是被关进了“牛棚”,遭受着连续不断的批斗和审查,坦白交待横加给自己的莫须有的罪行。     

送往草岚子监狱的两封信——孔祥祯同志谈“六十一人”出狱

十年内乱之初,在五花八门的“小报”上,出现了一条骇人听闻的胡息:“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刘少奇发出了‘狱中共产党员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这个黑指示,通过林枫和徐冰、孔祥祯写成信件,由魏文伯介绍魏茂林送进草岚子监狱中,……叛徒们在狱中看到刘少奇的黑指示以后,正中下怀,欢喜若狂,……分批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全国、震惊海外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件!     

杨尚昆谈所谓“秘密录音”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不仅是强加在杨尚昆头上的一大罪状,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     

邓小平与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

1978年前：没有直接提出干部退休制度问题,但间接触及到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党和政府的绝大部分干部都很年轻;到20世纪60年代,省部级干部大多也才四十七八岁,年富力强。干部年轻化问题、干部退休问题不迫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并没有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邓小平的特别注意。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许多制度遭到破坏,建立干部退休制度更谈不到了。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胡乔木从1961年夏开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被审查和“冷冻”,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交代下,他着手筹备和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开展工作。也就在此时,我有幸同胡乔木有所接触,并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中深入了解其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风格,而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瞿秋白平反的前前后后

1973年，母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后，中央专案组在她的政治结论草案中，第一条“罪名”就是杨之华吹捧“叛徒瞿秋白”……当我问专案组的人，有何证据说瞿秋白是叛徒？对方无法明确回答。只含糊其词地说，可以说他是叛徒．也可以说不是……     

瞿秋白平反的前前后后

1973年,母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后,中央专案组在她的政治结论草案中,第一条“罪名”,就是杨之华吹捧“叛徒瞿秋白”……当我问专案组的人,有何证据说瞿秋白是叛徒?对方无法明确回答,只含糊其词地说,可以说他是叛徒,也可以说不是……     

从国庆讲话到历史决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实现历史转折的前提,是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这势必要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总结历史的核心和难点问题,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历史任务,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担当起来了。     

许建国:结怨江青,入狱七年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一次接见天津造反派组织的大会上,点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的名字．公开说他是“特务、叛徒”,指责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当时,她所说过的话,人们不敢怀疑：她所做出的批示,掌握着一个人的命运。自此,许建国横遭迫害,入狱达七年之久,人生跌入谷底。     

海外流传的红宝书《刘主席语录》

在中国大陆进行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高举并且诵读一本《毛主席语录》,同时用以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一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模一样的《刘主席语录》,其中辑录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特殊葬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抓紧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经调查证明,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用伪证写成的,是全党最大的冤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瞿秋白烈士就义史实

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掀起了“讨瞿”恶浪,给瞿秋白同志强加了“叛徒”等罪名。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经党中央决定,恢复了瞿秋白同志的名誉。 曾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先生及当年该师“特种军法会审庭”书记官高春林,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写出了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前后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