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钱币学?——《钱币学著作珍本大全》代序

<正>一什么是钱币学钱币学是通过对钱币本身进行研究并进而读取其价值信息的学科。从学科属性上来说,钱币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更是一门动态发展的学科。现代钱币学的形成有两个源头,一是东方的古典钱币学,一是西方的钱币学。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缺少文字记载,在西方的学术发展中钱币学与碑铭学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决定了其在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作用十分重要。东方的古典钱币学以中国为源头,     

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

西方中心主义在18世纪中后期西欧思想家那里,已经以欧洲的文明、进步与东方的落后、停滞、没有发展而表现出来。19世纪,西方社会更把这种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西方白人是人类的优等公民与代表,世界精神的体现者,东方各国没有发展,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并且成为白人的负担。进入20世纪,世界各地纷纷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民族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并且大都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学术语言,学着黑格尔一样使用理性、科学、自由、民主、进步、逻辑与整体性等概念说话。西方文明世界化了,也即世界西方化了。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的历史反思

正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发生突变的重要时期。15—17世纪是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把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更为直接地碰撞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国际性格局。而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得到延续和强化;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进步更多地体现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层面上。面对西方商人与殖民主义者的东来,古老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民间社会,被迫衍生出相应的对应之道。这些对应之道,构成了明代     

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体、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基本素材的研究趋势.我们开展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是战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向我们提出的崭新课题,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在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走向世界.世界各国急需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急需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外交.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史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与现实,更无法为东方国家指出历史发展的路径.回顾近年的实践,我们对东方各国与地区既有的历史材料进行了重新编排与思考,既注意到各国交往的纵向发展,也注意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横向联系,形成一个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东方外交史.现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中国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作一总结与评估,好的方面要加以坚持和发展,不足的方面要加以改进与提高.     

蒙古西征对当时世界的统治及影响分析

蒙古西征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此评价不一。我国史学界对于蒙古西征事件不少人予以基本的否定,西方的史学家与政治学家对这一事件也是看法不一,有人将蒙古西征看做是一场灾难,一场浩劫,一场来自东方野蛮人的祸乱,也有人认为蒙古西征加强了东西方经济的交流,对世界历史的前进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拟就对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对其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方近代化产生的影响以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进行阐述和分析。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译《东方学》)一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分析西方与广义上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一书提出的"东方主义"、"他者"、"殖民话语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史学的理论基础,在批判西方史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消除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史学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歪曲和误释,进而再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期圆桌会议特约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反思《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价值。     

西方历史误读的东方背景:法律革命、宗教改革与修道生活

在历史研究中,意识到西方中心论并努力祛魅是必要的,但也要意识到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是在自己独特的东方背景中进行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东方式误读。在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和文化领域,这种误读主要体现在宗教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修道生活与“禁欲主义”以及教皇权力的相关研究和评价上。根本的出路在于相关学术史的积极梳理以及学科制度、学术作品生产机制的调整这些点滴的进步上。     

托尔斯泰对甘地的影响初探

圣雄甘地是印度历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杰出的宗教家、思想家。他在为印度的自由与独立而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创立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地主义。特殊的历史环境与独特的个人因素使甘地主义打上了东西方多种思想的烙印,即甘地在接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广泛汲取西方文化中的营养。基督教的《圣经》、卡     

传统中国画三议

中国画历史悠久,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经过不断变革,并受西方绘画艺术影响,仍然在前进,充分展现独有的东方民族艺术风韵。本文探讨画与书、印、诗的结合及完美,是真正的“诗情画意”。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

丝绸之路穿越西夏,西夏本身为发展经济,与东西方国家都有贸易关系,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只与东方贸易。在丝路贸易中,西夏国使用货币也颇有特色,并制定了专门的钱币法。这是西夏乃至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货币史资料,也是研究丝路货币的珍贵资料。但这些资料,以前罕为人知,更很少有人研究。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关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及发展道路研究的再思考

马克思晚年停下<资本论>的写作,带病研究世界历史.除了<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外,还搜集了美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史料,探讨了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村社制度以及西方国家如何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等问题.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分为"史前社会理论"、"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进而提出唯物史观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人道主义则适用于东方社会以及唯物史观理论早期和晚期的"对立".这些认识是错误的,事实表明,马克思晚年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不是在唯物史观面前的倒退,而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文化的晴雨表——和田玉

和田,古称于阒,旧称和阗,意为"产玉石的地方"。人们大都知道,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有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很多人并不了解,丝绸之路的前身就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只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玉石之路却有7000年的历史。历史证明,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个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     

未崛起的北欧强国——瑞典

自从1500年左右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世界的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重要转变。原先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东方国家比如中国开始逐渐式微,而借着新航路开辟得以不断壮大的欧洲国家则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超越了东方的那些古老国家。世界历史在近代也成为了一部以欧洲     

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环境变迁与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

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环境变迁与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王守春塔里木盆地东端的塔里木河下游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在古代曾是塔里木盆地中人类的重要居住地区,也是联结东方和西方的通道——丝绸之路所必经的要冲之地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是中原王...     

东方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东方学》简评

萨义德的《东方学》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东方学术研究上的影响,提醒学者们意识到文化霸权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西方入的著作,《东方学》是否就摆脱了这种偏见,而完全站在东方的立场上辩护？著作虽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但对东方本身并未表现出平等的好感,反而字里行间留有一种作为西方人的优越。我认为著作在无形中还造成了一种依赖的效果．即即使在为东方的辩护中。东方也离不开西方。这是一种友好的霸权渗透,让人在无意识中承认西方的重要,受他影响。因而,在东方学研究中,学者要清楚的认识自身的定位,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渗透。     

析论西欧最早由农本向重商转变的原因——基于中西封建制度差异性的考察

自从人类开始农耕与定居生活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农业生产一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条件,到封建时代,东西方的社会状况有了很大的不同。由此,决定了双方其后历史演进的不同发展道路。西欧在十五六世纪基本实现了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实现了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而中国、印度、伊朗等一些古老的东方国家却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开才始走向瓦解。而中国作为其中的典型的代表,其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更值得我们深思,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本文试通过对中西封建制度的比较考察这一角度,阐释造成这一历史结果的原因。     

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

东方外交史是东方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推出的众多外交史著作当中,尚无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东方外交史。不仅如此,外交史的体系与分析模式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编写完整的外交史,东方学者必须置身其中,发挥主体作用。本文①提出开展东方外交史研究,以宏观的视角审视历史,尤其对古代与近代东方大国外交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前的形势发展不断对学术提出新问题,在更深的层次上对过去的东方外交史作出概括与总结已成为当务之急。战后以来,东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整体提高,国内外学术机构对东方历史与现实研究的热度有增无减,因此我国的历史研究也应该开辟新的领域。     

从马噶尔尼使华看东西方世界的撞击

18世纪末的马噶尔尼使华是东西方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中英之间的首次撞击。出使过程中的礼仪之争反应了东西方之间不同思想的碰撞,这种不同的思想来源于东西方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东西方的相遇和碰撞是历史的必然,撞击后东方的转变也是历史所致,大势所趋。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关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及发展道路研究的再思考

马克思晚年停下《资本论》的写作，带病研究世界历史。除了《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外，还搜集了美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史料，探讨了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村社制度以及西方国家如何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等问题。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分为“史前社会理论”、“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进而提出唯物史观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人道主义则适用于东方社会以及唯物史观理论早期和晚期的“对立”。这些认识是错误的，事实表明，马克思晚年的世界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