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本“清六通”刊竣时间新考

"清六通"曾经武英殿"刊版颁行",这是清代武英殿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其具体刊印于何时,却无明文记载。后世虽众说纷纭,但都认为是在乾隆年间刊竣。然前贤意见与殿本"清六通"书中内容多有抵牾。更关键的是,殿本"清六通"书中已避嘉庆讳,说明其在乾隆时并未刊竣。通过进一步考察殿本"清六通"卷首所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清六通"职名表,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藏相关内府刻书档案,可考证出"清六通"刊刻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嘉庆年间完成的。     

吹尽狂沙始见金——谈谈明代的内府刻本

正在古籍善本领域,如果说某种版本类型被世人误解最深,长期饱受污名,但是又深受当下古籍收藏界的重视,那恐怕非明代内府刻本莫属了。顾名思义,明代内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明代内府刻书上承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和元代兴文署刻书,下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书,是中国古代中     

《九家集注杜诗》版本疑点考辨——兼论“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

《九家集注杜诗》共有五种版本,依次为南宋淳熙八年郭知达刻本、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刻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抄本、清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民国二十九年《杜诗引得》铅印本。但因叶德辉、洪业等名家误导,学界对此多有误解,所谓"乾隆武英殿刻本"、"乾隆武英殿聚珍本"(活字)及其"嘉庆时翻刻之本",实皆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所谓"元明间刻本",纯属子虚。以《九家注》为例,可以窥见清代修书刻书与书籍著录之一斑:《四库全书荟要》不收《九家注》,是其编纂从速、去取不精的例子之一;学者、书坊、官书局等未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实情,错误地著录乃至"重刻"不少"聚珍本"。今人从推测清宫印出"聚珍本"《九家注》后又"不欲其流传",到断言清宫宋本《九家注》"绝不会是宋刻"等等,以讹传讹,应予澄清。     

记清内府“套印本”——兼述古代套印技术的后期发展

彩色套版印刷是我国古代诸项印刷技术中较为精细、复杂的一种。在明代后期彩色印刷得到“辉煌发展”的积极影响下,清代有更多的刻书机构纷纷采用了这一技术。其中,带有彩色评点、批注的文字书籍——“套印本”的成就比较显著,宫内武英殿所刊者(以下简称为“内府本”),更以其精美     

从《桂岩吟馆存稿》到《兰馨堂诗存》——家族文化层累性的个案分析

<正>《兰馨堂诗存》是清代常熟乡绅杨希钰的诗集,但其成书及付梓并非本人完成,而是由其三个儿子杨沂孙、杨泗孙、杨汝孙编刻的。耐人寻味的是,杨沂孙兄弟编刻的定本不少篇章竟与杨希钰本人的诗作原貌相去甚远,考察其编刻过程,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家族文化的某些特性,还可以对文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唐会要》校读札记

一、《唐会要》通行本的版本问题《四库全书》所收《唐会要》是以汪启淑家藏钞本为主体,补入后人补做的四卷,成一“完本”。汪启淑家藏本后来被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为清代《唐会要》活字本①。武英殿聚珍本后来有福建、广东等地的翻刻本,清代光绪年间②,江苏书局刻印本是最后一个刻本,对武英殿聚珍本做了一些校改。现在通行的几个《唐会要》版本,主要有:1.商务印书馆1936年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出版了《国学丛书》本《唐会要》,此后中华书局据《国学丛书》本纸型张数次重印,本文所用即为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本(下文简称中华书局本)。…     

明朝南京国子临刻印书考略

自从五代后唐冯道首介国子临刻书以来,历朝国子临都曾刻印过图书,而明朝并设南北两个图子临,皆有刻书,却是一个少有的现象,其中南京国子临在自己刻印图书同时,又以刷印、修补宋元等旧版印书为名,显现出不同于其它国子临印书的特点。本试从南京国子临的书板收藏来源、书板管理和刷印图书几方面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对明朝南京国子临的整体刻印书面貌做个大致的概括。     

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

现今所能见到宋时较全面的刻书价格史料,主要有《小畜集》等七种,但这些史料的解读因角度、计算方式、视野等不同而呈现差异。从镂版的一些关键信息——刻书史料的性质、纸张价格、刻字工价等,可以推知这一时期刻版的利润,至少能维持在40%的高位。与此相连的是刻工的生活:开禧北伐之前,除维持一家四五口人的温饱问题,还能有不少结馀;之后,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下降,但仍能维持一家的温饱。横向比较,刻字仍旧是一项待遇很不错的技术工作。这一结论能改变传统一些不无模糊的刻书观念。     

《石门石刻大全》序

本文是作者关于汉中石门石刻的集大成之作《石门石刻大全》一书的自序,述及几十年中从事石门石刻研究和成书的艰辛。本刊发表时对文中个别地方做了删节。     

金代刻书地点考

金代的印刷业比较发达,刻书范围比较广,明确其刻书地点,有利于更深层次地认识金代雕版印刷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关于金代的刻书地点已有研究成果认为有9路中的34处,本文新考证出金代刻书地点10处,将金代的刻书范围研究从9路扩大到11路,并注意加强对乡、村级刻书地的考察。     

本期话题:武英殿是个什么殿

位于故宫西南隅的武英殿,曾经作为书画馆,举办过多次展览,但此前开放的区域,其实仅仅是武英殿区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已经封闭十余年。说是“秘境”也并不夸张。     

陈庆之不败将军之败

毛泽东喜爱读史书。他在一套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中的《南史·陈庆之传》的天头囤了四个圈,还批了“陈庆之传”四个字。1969年,他重读陈庆之传,又在天头评注道：“再读陈庆之传,心神往之。”     

明朝南京国子监刻印书考略

自从五代后唐冯道首倡国子监刻书以来,历朝国子监都曾刻印过图书,而明朝并设南北两个国子监,皆有刻书,却是一个少有的现象,其中南京国子监存自己刻印图书同时,又以刷印、修补宋元等旧版印书为著名,现现出不同于其它国子监印书的特点。本文试从南京国子监的书板收藏来源、书板管理和刷印图书几方面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对明朝南京国子监的整体刻印书面貌做个大致的概括。一、所藏书板来源公元1364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称吴王,第二年就在元集庆路儒学的旧址上建立了国子学,明朝建立后改为大明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鸡鸣山下另建新址,改名国子监。到永乐元年(1403年),北京亦设国子监,至此,明朝就同时有了南北     

新安理学对徽州刻书的影响

徽州刻书世称徽派刻书,据考证,徽州刻书源于唐,在宋元时期成为安徽地区刻书中心,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刻技之精,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清时期刻书业中的一大主流派别。在徽州刻书的发展过程中,新安理学为这一地区的刻书业的兴盛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理学大家及其门徒的众多论著为徽州刻书提供了水准较高的出版内容,究读理学,重视教育的风气又为徽州刻书提供了大有可图的消费市场。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下）

民间刻书主要指私宅、家塾刻书与书坊刻书。宋代,浙江私宅刻书不及书坊刻书之盛,但亦有几家在我国刻书史上颇具声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提到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杭州陆氏万卷堂尝刻《史记》,宝元二年(1029),临安进士孟淇刊刻姚铉《唐粹》一百卷。     

宋版之魅力（上）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960年北宋建国后,政府承袭五代制度,由国子监主管刻书,除儒家经典外,还较大规模地校刻了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及诗文总集等。在中央的影响下,地方官府（包括各地公使库、州、军、郡、县学等）、寺院、私家和书坊都相继刻书,     

元《乐善堂帖》考略

本文是对传世元刻孤本《乐善堂帖》所刻赵孟頫书的书写年代、刻帖者顾信之生卒年的考订,作者同时纠正了以往有关研究文章的谬误。此外,作者还考证出《乐善堂帖》后面的所谓“名贤法帖”实际上是南宋贾似道的门客廖莹中所刻《小世(纟采)堂帖》中的一部分。     

殷墟甲骨文倒书现象研究

殷墟甲骨文倒书现象可归纳为笔画倒书、偏旁倒书、单字倒书、多字倒书与单例刻辞倒书、多例刻辞倒书、整版刻辞倒书等多种情况。在习刻刻辞与记事刻辞中,倒书现象相对比较常见。甲骨文倒书属于特殊形态,它既体现了甲骨文字的“原始性”,也展示出刻手的契刻习惯、技巧与态度对于文字刻写的巨大影响,而部分倒书现象则可能与内容区分、刻手习刻、龟骨登记等有关。倒书现象生动展现了甲骨文契刻的真实面貌。     

《尚书义考》整理本指瑕

《尚书义考》系戴震研究经学的重要作,然整理本在校勘、标点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标点,有未明句义、词义、典故乃至破句、破词;有未明语法乃至割断谓宾、割断谓补、错解句关系;有强奸人意;有其错莫名。章就该书问题指出古籍整理应当审慎,以免蹈。明人多刻书而书亡”之复辙。     

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

开化纸之于古籍版本学、藏书史,特别是清代武英殿版图书的相关研究,夙负盛名且具有独特的指标意义,更广受藏家爱好。本文综合目前考察所及的文献史料,尝试梳理出一条重新认识开化纸与追寻古籍开化纸印本的理路,并力图追寻能使文献记载与存世实物相互验证的线索。首先,透过清季民初读书人与藏书家的文字记述与整理研究,大致确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人已普遍将清宫武英殿刊白纸精印图书认定为开化(花)纸或桃花纸印本;直至四十年代末,有关开化纸的材质特征与鉴别标准,才开始出现比较具体的论述观点。其次,将视角转向藏书目录、特别是民初的营业书目,探寻开化纸印本栖身其间的踪迹,并且从最贴近社会脉动的价格变化,体察图书市场上书因纸而贵的交易生态。然而,几乎所有书目著录的开化纸印本,一旦对应到存世实物或取文献档案相验证,势必出现难以跨越的断裂,似乎只能勉强接受"开化纸实即连四纸"或"连四纸讹呼为开化纸"的说辞。为突破此一困境,乃据清代内府遗存档案史料,证明清宫确有办买开化纸的惯例,实则钦天监用以刷印数量最少、开本最大、装潢最华丽的时宪书,是清代国家礼制运行的重要元素。本文以实证改写过往古籍开化纸印本研究与清宫武英殿刻书紧密系连的定论,为学界接续研究开化纸之相关问题指出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