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初期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研究

联庄会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河北省沦陷区的联庄会是日伪拼凑的乡村"群众自卫组织",是"乡村协同体"建设的重要形式。实质上河北沦陷区联庄会是日伪对付中共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而精心组建的伪组织。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对联庄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探讨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的建立和主要活动,以及中共争取联庄会的斗争,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华北沦陷区日伪统治和华北沦陷区抗日活动的研究。     

也议周永康案的根本启示

一、如何评价建国以来的运动式反腐？问：建国初开展“三反”运动,河北省抓到了“大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您曾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河北分社工作过,您当时对刘张的案件、对中共搞运动式反腐的办法怎么看呢？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抵御日军入侵的大背景下进入华北,并逐渐在华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演绎了政治力量堪称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其发展之顺利,恐怕连当年中共自己也始料未及。中共的发展,当然首先是自身努力的产物,其进入华北后,以武装为中心,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为两翼,最大限度在各地区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同时,中共的发展,和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也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中共初期发展的奇迹。     

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

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丁则勤一长期以来,笔者一向认为,在百团大战以前和以后,日本在华北对中共政策有很大的变化。自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直至百团大战以前,日本对中共的打击和压力虽不断加大,却未能有效限制中共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     

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探

本文围绕着应客观反映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用翔实的史实说明,七七事变前后,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已基本恢复。并成为华北最大政党,进而指出在八路军未投入开辟抗日根据地之前和八路军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暂时未到达的地区．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即先机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首次提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分为三种类型,即以八路军分兵发动群众为主、八路军与地方党组织协同配合、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主。     

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日军在受到百团大战的强烈打击后,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利用伪新民会宣传反共。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中共政策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     

杨秀峰的青年时代

杨秀峰(1897—1983),字秀林,诞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一个书香门第。早年攻读中、高级师范学校,做过中学、师范学校教员,乃至大学教授。曾留学法国、苏联,通晓法、英、俄等语言。战争年代曾任冀西抗日游击队司令、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央高等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接管山东邮政策略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撤退以及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抗战胜利前后中共接管华北沦陷区的邮政提供了更多可操作的空间。就山东地域而言,中共山东省政府和山东战时邮政总局根据时局变换不断调整邮政接管策略,从战后初期与国民政府争夺接管沦陷区邮政的先机,到重庆谈判后放缓对沦陷区邮政的接管,再到停战协定签订后通过合并方式实现对沦陷区邮政的全面管控,中共对山东邮政的接管张弛有度且步步为营,最终在战后山东邮政的接管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略评《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

烟毒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社会毒,对于其的治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此书详细解读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乡村治理烟毒的历程,以整体史的态度,用新革命史的方法,从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烟毒的源流、实态、危害,中共治理烟毒的组织保障,法律保障及根据地治理烟毒活动的个案分析上,描绘了治理烟毒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丰富了中共党史、烟毒史及华北区域史,对于当今的禁毒工作亦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日本军银系统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抵制和破坏

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日本在华北的利益、金融构想产生了直接冲突。军方和银行在日本政府默许和授意下,胁迫华北实力派干涉华北白银移交国民政府,支持河北省银行并发行货币、接收兑换华北地区外商银行存银。随着币制改革的推进,日方被迫不断修正华北币制自主方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实现了对华北金融系统的全面控制。     

“组织”的力量: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研究

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是中共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政治动员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及个别情感谈话等方式,构成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性链条,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与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动员的实际效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成为推动"南下"战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障,亦为中共政权的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实践经验。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抗战之残酷众所周知,不论是哪个党派,出现少数动摇变节乃至叛变投敌者都难以避免。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的叛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体现着不同的动向和特点。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当然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叛变者的应对和处置。影响较大的叛变投敌事件处理要迅速有力,一般人员的叛变投敌则要具体分析;针对特务利诱要加强对敌工作的系统建设,开展整党整军、加强干部团结和学习教育,则是较为经常的应对方式。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葛中,"叛变投敌"几乎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表述话语。国民党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角度指责中共,中共则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展开舆论应对。由于中共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华北根据地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非但没有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反而使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砥砺之下日益壮大。     

简析华北人民政府对新中国政权建设的探索

新中国诞生前夜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共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政权建设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的直接基础,也是中共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范围执政的一次成功预演。它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中共政权建设史上却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简析华北人民政府对新中国政权建设的探索

新中国诞生前夜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共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政权建设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的直接基础,也是中共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范围执政的一次成功预演。它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中共政权建设史上却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据此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打狗运动起因于中共人员行动的隐蔽性问题,对隐蔽性的需求又与中共和日军整体的对抗形势有关。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其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化解了难题,在打狗的执行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充分照顾到了民众情绪。打狗运动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自然成功的案例,而是中共面对困境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又一实例。     

河北省旅行社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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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抗日根据地货币金融业务研究

正引言华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于敌后较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抗日根据地的货币金融在抗日根据地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华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创建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中最具有代表性,因此通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根据地的货币在打击日伪经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背景     

百年大计——邓小平与中共北方局整风运动

1943年10,邓小平出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负责华北根据地的全面工作,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担负起全面领导华北地区敌后抗战的历史重任。     

国共关系与日本——战争末期的“容共”纠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共力量的消长,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开始讨论拉拢中共的"容共"政策,推动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他根据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判断,希望以"容共"为前提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的反对。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英美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汪伪三个政权,以"中国人治理中国",意图分化国、共,维持与苏关系,因为这一政策也妨碍了华北方面军的反共宣传,和对中共华北游击队的清除,而遭到反对。194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日中苏提携",在中国以"容共"为手段,利用苏联的影响谋求与重庆和延安达成妥协,最后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日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宣传其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共",现在日本政府又打算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其战争末期的混乱可见一斑。     

荣高棠三进北京

荣高棠(1912-2006)1912年5月生于河北省霸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党支部书记.1938年到达延安.曾先后担任中共川东特委委员、青委书记,宣传部长兼南方局青委委员,南方局组织部秘书;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行政处副处长、处长;中共华北局城工委委员,中央团校第一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