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

一、百越先民航海、舟船的探索 在中原、“中国”华夏人文视野中,“四方”边缘的东南“岛夷”、“百越”以“善于用舟”而著称。《尚书·禹贡》语：“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淮南子·主术训》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黔舟而浮于江湖”;《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布依地名类型分析

拥有28O万人口的布依族,主要聚居在山）;添美的贵州黔南、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地区,这些地区的地名种类繁多,有反映族称来源的地名,有冠以动物名称的地名,有与农耕文化相关的地名,有与当地风物传说有关的地名,也有以天干地支命名的乡场和集市。一、地名与族称布依族自称“布依”。“越”、“依”是古越人自称。史载族名“越”、“俚”、“夷”、“依”都是同音＼近音或转音。当地汉族亦称布依族为“夷族”或“夷家”,都因“夷”与“依”近青。关于“骆越”名称的由来,文献记载说：“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     

释“攻夷”、“款夷”与“制夷”

魏源曾多次提到“攻夷”、“款夷”和“制夷”。比如在《海国图志叙》中,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三·议战》中也说:“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十分重视,却忽视了“攻夷”和“款夷”。根据上面的引文,魏源的“攻夷”、“款夷”和“制夷”显然不是一回事。目前学术界的解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对“款夷”的解释,即“反对封建顽固派在对外贸易方面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第五十     

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

“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守中”之地与“四夷”之地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大多数封建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家的腹心地区安定繁荣,在边陲地区实现“守在四夷”。本文对“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说法的由来、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与分析。     

中国古代“四洋”航路的史前基础

环中国海古代分域发展的“四洋”航路,构成海洋全球化之前东亚海洋文化的传统格局。新石器时代夷、越先民,初创了从黄海之滨到南海北岸的原始海洋文化与初期航海实践,从近岸陆岛穿梭到远海、远洋逐岛梯航,见证于丰富的史前、上古沿海考古发现。夷、越土著先民多区系的原始海洋文化,是汉唐以来“四海”“四洋”分域航路发展的史前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海上丝绸之路”著称的中国古代航海与航路,并不是“丝绸之路”在内亚大陆“衰落”“堵塞”后的地理“转移”与陆海“变迁”的被动结果,而是环中国海海洋土著先民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     

“师夷制夷”与维新变法运动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近代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起初,“夷”字还包含着清廷官员对西方国家的蔑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逐渐形成近代外交观念,往日虚骄自大的心态已经荡然无存,“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是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制西方侵略的代名词。“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本文试图探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在“师夷”和“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论蜀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

建安十二(207)，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大量历史事实，详细论述了蜀汉对周边及境内少数民族这种和抚为主、辅以武功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实施效果．并对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禹贡》“鸟夷”的考古学探索

鸟夷,最早见于《禹贡》“九州篇”,其“冀州”条下载:“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千百年来,对鸟夷地望的考证有很多种,较有代表性的有:《集解》云:“郑玄曰鸟夷,东方之民”,泛指东方边远地带的居族;清代大学者胡渭则以今日本、朝鲜等地当之;郭沫若先生认为鸟夷在今渤海湾西岸一带。其中尤以郭老的意见影响最大。看各家对鸟夷的考证,都     

从考古材料看早期的“濮”与“濮文化”

从考古材料看早期的“濮”与“濮文化”朱世学“濮”,亦称“百濮”,是商周时期属于“南蛮”系统的土著民族,与“楚”、“越”齐名,故史称：濮为“南蛮之别名”①。“夷或南夷也”②。因其分布范围广阔,加之族属复杂,其文化内涵和特征,至今鲜有学者进行深入探讨,本...     

关于明代鸟铳的来源问题

关于明代鸟铳的来源问题阎素娥关于鸟铳的来源问题,明代史籍就有不同的说法,有“外来说”,也有“原有说”。在外来说中又分为“倭夷说”和“西番说”。持“倭夷说”的有清代《钦定续文献通考》等书。该书引明人唐顺之曰：“国初止有神火枪一种,而佛狼机、子母枪、快枪...     

庚申“抚局”与总理衙门的建立

一、“抚夷局”的迷雾与奕訢的办抚机构 清季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又称总署、译署,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它是由清政府在1860年所设的办理“抚局”的临时机构演变而来。 在总理衙门的起源问题上,史学界一直没有深入地予以研究。许多学者相信,在总理衙门设立之前,有一个名曰“抚夷局”(或“抚局”)的机构,它乃是总理衙门的前身。史料的记述也不尽详确,个别的官私文献又把一些错误的提法流传下来,使研究者真假难辨。     

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

殷墟黄组卜辞中的重要方国“尸(夷)方”,学者或释为“人方”,意见长期不能统一。小屯南地H31、H57出土的无名组卜辞也有“尸(夷)方”,都邑地名和黄组卜辞相同,而字明显是“夷”,证明该方国应为“夷方”。无名组卜辞征夷方地名有,与黄组征人方地名有齐、淮(潍)配合,又证明夷方都邑位于淄、潍之间。     

关于《春秋左传注》的几个问题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下称杨注）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所创见,可称为一部博大精深的集大成之作。但金无足赤,个别地方似可再商。现就杨注中关于“柔”、“报”婚的问题略加分疏,向杨先生并海内同好请教。 《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右公子。” 杨注:“上淫曰烝。宣公为庄公子,桓公弟……夷姜或是庄公妾,为宣公庶母。宣公与夷姜通奸,必在庄公或桓公时,故《传》文以初字别之。宣公既立,乃立夷姜为夫人。故《卫世家》云:‘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伋子（即急子）,以为太子。’宋人洪迈《容斋五笔》误认宣公与夷姜之通奸在宣公既立之后,因而怀疑此事,不可信。” 按:此为《左传》所载“烝”婚之首次。杨注以“宣公与夷姜通奸”释“卫宣公烝     

洋务派历史撰述散论

洋务思潮是继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潮之后的一股历时三十多年的全国范围的思潮,它涉及社会意识形态许多领域,当时的史学也受到这个的思潮的影响。本文试就洋务派历史撰述作一探讨。一适应“夷务”的外交史编纂鸦片战争改变了“天朝帝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现实,被迫和外国人打交道,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所谓“夷务”。由是出现了反映这一新事物的外交史料和史书。近代正式记述中外关系的史书,始于夏燮的《中西纪事》。而系统地辑录有关外交史料,是从咸丰帝谕设馆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开头的,从此和纂修实录一事成了定例。接着编纂了《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总名《筹办夷务始末》。“凡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工折奏,下至外国夷书,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淮夷史考

淮夷,是东夷集团鸟夷的一支,《路史·国名纪二》引作“淮夷,赢姓。”从《淮白乍(?)华鼎》的铭文来看,淮夷起初确曾建为伯爵之国,或是商周之交时期的伯主,是一个强盛的东方方国。所以在有些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往往称淮夷做夷,又称东和东夷。淮夷是鸟夷的一支。鸟夷发源于河北燕山一带,淮夷也当在这一带附近。它历夏商     

汉文史籍中的木剌夷

中国元明清时代的汉文史籍称西亚里海之滨的阿萨辛派为“木刺夷”,汉文史籍记载了对木刺夷名称的不同称谓和全部的历史活动状况,包括木刺夷的由来、城堡状况、七世传人和被他们刺杀的人物状况,以及西征蒙古军与木刺夷的交锋概况。     

“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

晚清最后十余年,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各派人士特别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夷夏之辨”命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康有为、刘师培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晋伐鲜虞”和“郯之战”两事的各自解读,展现出不同的夷夏观。观念的背后,则是经学传统的各自继承与阐发,以及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民族国家认同理论的不同影响。分析康、刘的解读,可了解“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在他们那里的延续与更新,从而对思想观念导源于学术资源这一思想、学术史上的通例,以及这一通例在某种情形下的变化,有更清晰的认识。     

我眼中的中国近代海防

从抵抗派的“师夷长技制夷”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自强”,他们都为中国近代海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海防危机的沉痛教训。